傅迪吉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七十岁时写下了“五马先生自叙纪年”一文。 是年“三藩”已平，清政权已基本巩固，按常理来讲，此时傅迪吉对新政权的态度应该有根本性的变化。可是在“五马先生自叙纪年”一文中，仍然出现了不利清政权的文字。傅迪吉之所以坚持这么做，其原因概括起来有两个：一是自身虽无“反清复明”的思想，但崇明的情怀一时难于割舍；二是当时在社会识字阶层中普遍还存在崇明氛围。民国三十二年，裔孙傅银铨手抄本中，发现该手抄本不仅有“五马先生自叙纪年”一文，还有傅迪吉的其它文章。据此我认为，傅迪吉著文原本是一个私家文集，并为该支傅氏秘藏，只在本家流传至今。正因如此，“五马先生自叙纪年”一文能躲过清廷的“文字狱”。

后世在传抄“五马先生自叙纪年”时，为什么不对文中应避讳文字加以删改呢？傅迪吉的孙子傅辉文所书《傅氏族谱》中说：“皆因无考，不敢诬其先人，故仍旧说，莫敢异盖。慎重而以疑传疑云耳。”此说虽然指修族谱而言，其“不敢诬其先人，故仍旧说，莫敢异盖。”思想，不能不会在抄写“五马先生自叙纪年”时起到指导作用。傅迪吉崇明的情怀及应避讳的文字，虽由子孙因为孝顺而保留下来，但并未影响到子孙的前程。其子傅霖为康熙庚午举人，官湖南临湘知县。孙傅辉文雍正甲辰进士，官广西玉林知州。裔孙傅为霖光绪庚辰进士，官湖北通山知县。以这三人为代表的傅迪吉部份子孙，一定都看过或藏有“五马先生自叙纪年”文章，其文著也多提起过该文文名，但均未影晌他们做人做事。直到民国简阳县修《简阳县志》时，参与修志的傅迪吉后裔，才正式公开了“五马先生自叙纪年”中选出的内容。而全文公开已是能客观、科学、公正、开明地能看待“五马先生自叙纪年”的1981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