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亥年（1647），成都与简州开初为清军势力范围，各级衙门全设，并发布了各种政令。哪知，清兵在嘉定大败，成都和简州居然“无官无兵”，在这个空挡期，简州的崇明势力抬头，纷纷武装自保。

到了戊子年（1648），傅迪吉自叙道：“其年更荒，米价更贵。米一升值银三两，河东就是六两。仍是锄耕，以人代牛，下种四、五斗，望麦黄，尽为鸭子所食。我父子往河东搬运，其麦子易寻，难运回，仍是锄耕。……是时皆有南徙之谋。且不吝惜将来大费，又整米过河换故衣买银两。”

“河东”当指沱江以东的地界。由于河东、河西所遭受天灾人祸的程度不同，物价的涨幅也不相同。傅迪吉父子俩看到商机，只是本地麦子受灾，而周边麦子“易寻，难运回”，也只有作罢。到了父子俩人有南徙之意时，正逢农历九月谷收时节，于是“整米过河换故衣、换故衣买银两。”“整米”也就是将自家或别家换来的谷子打成米。“换故衣”好理解，而“买银两”就有两层意思了。一个是用米直接卖成银两，一个是卖米收铜钱，再将铜钱换成银两。

这时问题来了，成都、简州及周边州县，当时能通行什么铜钱？“顺治通宝”、“崇祯通宝”，还是南明桂王的“永历通宝”（可能还有南明福王的“隆武通宝”）？很显然，在皮影似不停地更迭政权中，老百姓手中各种铜钱都会有，只是在不同政权下，使用不同的铜钱。同时在跨不同政权地区买卖时，就需要不带年号的硬通货币银两了。傅迪吉父子俩人用在简州通行的铜钱“买”成银两，到南明统治区交易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