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迪吉在七十岁时，自叙到：“余自六、七岁时，原不与群儿伍，每见儒衣儒冠，心中隐隐喜爱，非谓其我异日欲如是也。及长，好善之心出于自然，恨少伏案之功耳。”从傅迪吉在《五马先生自叙纪年》的自叙中，我们看见傅迪吉简直是一个“科举考试迷”，无论是在军事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和在特别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都积极准备备考和参考。

乙酉年（1645），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开科举，简州也不例外。十九岁的傅迪吉雄心勃勃地要准备大干一场，潜心研究了当时要考的“策论”。后因其父的反对，傅迪吉没能进入考场。甲辰年（1664），三十八岁的傅迪吉又一次参与清廷的科考。这年的科考，也考“策论”，这让傅迪吉无比信心十足。洋洋得意写下“人以为惧，我以为喜。余在献贼变策论时，闻诸吾师与我方子颇知此格，人遂以为宗。”十九年前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有用处了。

丙戌年（1646），傅迪吉家乡的一些“懒人”，“乘此机会每日寻人打刀枪，缝旗号，整顿兵衣兵帽，红红绿绿，沿山斗技，以杀狗为能。间有连胡麦也收不完的。”“此班懒人，胡麦完了，已束手无策，惟卖田、卖房、卖妻而已，所值几何？所活几日？真有不堪言者。”而他自己家农活做得好，收成好，收得也及时，故有闲读书。他很得意地说：“这两、三月间，余犹在楼上自相师友，朝夕读书。除近处外，因刘姊丈至朱家庄寻书，几陷一险。”连姐夫都要为他冒险寻书，真是痴心一片。

己丑年（1649），傅迪吉逃难到蒲江县遇明经老师两人（“明经”是明清时对有学识之人的尊称）他说：“一姓赵，一姓汤。汤之夫妇是流贼将手各剁一支，赵得全。与之谈论，见余亦能对答，渐渐亲密，因而又有故业之思。细思此道止丁亥、戊子（1647～1648）两年，全无毫发之念，至此又复萌矣。但无片纸只字，有一僧号通三者，颇好文字。与之讨古文三部，未几又取去，所记不多。又闻鹤山书院在对河，余原知魏了翁先生，蒲江人，有《鹤山文集》八十一函。余意或有断简残篇，及涉水至，半字也无，还有刻板许多。”后来又听舅氏所说：“你族人二十四、五家在眉州，全以纺织为业。”傅迪吉“遂过眉州”，到了眉州傅迪吉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到三苏祠，“见我长公父子兄弟之庙貌，亦如魏翁然。”本想采采文气，那知其父泼了他一盆冷水，“然吾父谓不孝曰：‘萍水他乡，置祖宗庐墓于不问，安留我父子为也。’”其父之语也颇有一些道理。

傅迪吉在科考之路上并不平坦，除这一次父亲暗示外，加上前次参与张献忠的科考受阻外，还有多次遭受到挫折。就拿参与清廷考“策论”时，对其卷“对了又对，读了又读，无甚庇弊”。本以为十拿九稳，那知因其文当宁为二抬头，惆然失落。由于傅迪吉参加过清廷的科考，并取得了名次，那知道，在准备参加南明在嘉定的科考时，却被州尊陈运亨斥之为“鞑子秀才，怎么算得？”傅迪吉“搬了许多口舌，仍将童生起送转府。”此后清兵又来，傅迪吉又数次参与了清廷的科考，甚至壬子年曾到北京参与过“廷试”。 癸丑年（1673），吴三桂反，其军队占领成都（含简州）。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五十二岁的傅迪吉虽是这样说：“吴逆开科。余送二子转府，即在成都住了半载。”“转府”就是送“二子”到成都参加“府试”。简州参与吴三桂大周政权的科考的大有其人。民国《简阳县志》编年篇，就记载有“十七年伪周举行乡试邑人晋于徵中式，十八年晋于徵中伪周会明通榜。”那么傅迪吉本人参加了这场科考没有呢？傅迪吉不好意思明说。其实他是参加了的，不仅中式，还获得“例授儒学训导”的资质。壬戍年（1681），清廷复来，傅迪吉又参考，考得也很好，“才学兼优，堪任民牧。”那知一翻旧帐，“遂以为授伪职，部铨除名。”让傅迪吉十分懊丧，“劳碌半生属之乌有”， 叹息自己像破草鞋一样，被人随意扔掉了。最终仍以壬子年进京科考得“恩贡”，记于乾隆《简州志》上。

傅迪吉于恶劣的环境中，形成的好学之气，遗至儿孙。子霖为举人，孙辉文亦进士，终成良好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