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简阳系“简州”，属成都府。傅迪吉前后数次上成都和关注成都，在《五马先生自叙纪年》中他都有记叙。

甲申年（1644），傅迪吉记叙道：“二月，转府。”说明此时成都城内还是一片升平景象。同年九月，张献忠在成都城北边佯攻，实在城西北角挖地道放置炸药，炸毁城墙十余丈，攻下成都。张献忠于十一月在成都称帝。到顺治三年（1646）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前后实居成都不足两年。张献忠军攻成都时，炸毁西北角城墙十余丈。撤离时，也仅是彭遵泗在《蜀碧》中说：“尽毀宮殿”。除此之外张献忠军在撤离成都时还有什么动作呢？

张献忠军在撤离成都时，对成都的各个城门实施了破坏。理由如下。1962年，成都倒桑树蜂窝煤厂在成都南门城墙上取生产用土。当原城门附近墙土取到一半时，在该厂工作的笔者的母亲在同一处泥土中，发现了六枚“大顺通宝”铜钱。这六枚铜钱品像极好，几乎没有在市场流通过一样，有光背和工字背。这六枚大顺通宝在这里出土，说明了什么呢？无疑最有可能的是：张献忠军撤离成都时，炸毁了成都南城门，城中残留的士兵从城内出来，慌忙从废墟上经过时，不意将钱币失落于此。

张献忠攻取成都城时的攻略是：佯攻城北，实攻城西北角。张献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查明天启《成都府志》“府治三衢九佰宫室图”，发现明代成都城内重要官衙多在城内东南部，城内西北部仅有成都县、成都府两衙门。从清嘉庆《成都县志》“会省城池图”和清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图考”中，都可发现成都城各衙门布局与明代差不多。老成都都知道，旧成都城内东、南、西、北角各曾是一个“较场”，是旧时驻军练兵的大坝子，其中以北较场为最开阔。西边邻近的城外又是旧时野外跑马射箭的练兵场。其城内外周边民居甚稀。张献忠佯攻城北，就调走驻北较场的明兵，使其北偏西的城防力量减弱，利于其城西北的主攻。同时，在这里打仗，会减少对居民的误伤。

彭遵泗在《蜀碧》中，除说：“尽毀宮殿”外，还说：“堕砌堙井，焚市肆而逃。”大家都知道，过去“成都挖地三尺，就有水”的实情，有必要花费力气去“堕砌堙井”吗？至于“焚市肆”的情况，我们看看傅迪吉的亲身见识是怎样的。

丁亥年（1647），傅迪吉记叙道：“肃王入川。始知顺治四年（1647），成都衙门全设，简州亦全设。只是地方大荒，谷子壹石值银四十两，糙米壹斗值银七两。吾家尚在喜儿滩河上戽水整田，浸谷两石，……”“明日进城，寓府街，见李府尊。……府中诸般俱有卖的，只是贵。其最贵者莫如酒。我等与府尊讨一大牌，清理地方。”“戽水整田，浸谷两石”说明此时是1647年的春耕时节，距张献忠撤离成都大约有九个月。在粟（玉米）吐穗，葫芦（西附瓜）、茄子、姜豆尚未结实的季节，距张献忠撤离成都大约有十个月时间。此时，傅迪吉在成都城内不仅有旅店可住，有街市可逛，“府中诸般俱有卖的，只是贵。其最贵者莫如酒。”这真是荒草丛生、野兽出没、人迹罕有、荒凉无比的成都城吗？

距张献忠军撤离成都城后六年后的壬辰年（1652），傅迪吉得知：清兵大败，“南府竟追至城下，围如铁桶，仍将三路挖断。此无谋者所为也。一日攻城，城中开门迎敌，南兵大败。除阵亡外，投河溺水者不知其数。南府奔回竟走云南去了，置成都于不问。”刘文秀将成都城“围如铁桶”，可见成都城墙已修复完好。傅迪吉说刘文秀为围攻成都“将三路挖断”，这“三路”是什么方向的三路？这“路”又当是行走的陆路吗？“三路”当是成都东、南、西三方向的“路”，留北为清军后路。“路”不是道路，而是桥。挖断路，不可能完全阻止人们行走，只有挖断桥才会让南兵“投河溺水者不知其数”。这桥自然也包含有成都南门的万里桥，由于万里桥遭到刘文秀的破坏，才给遂宁张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以筹画修复万里桥的机会。

以后傅迪吉于戊午年（1678）、癸亥年（1682），两次到省城。其中一次留住成都时间达半年之久。可见成都已基本恢复了城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