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对“某姓营”氏族的族谱、宗祠的认识

田野调查部份情况如下：

营   名	入 川 始 祖	原  籍	族 谱 和 宗 祠	说    明
大邑牟家营	不详。口碑有“牟太平造反扎营”，“入川时兄弟五人分为‘五营十哨’”。	麻城孝感乡柳林坝	有清代和今谱。原有清建总祠和各分祠。	明末，十余支牟氏避难洪雅止戈街
大邑李家营	不详。现以明末李守宗为始祖	麻城孝感乡	谱不详。原有清代建上、中、下三祠，各祀清初回籍三兄弟。现存一祠，祀李守宗。祠堂初建于清。	明末避难洪 雅止戈街
邛崃封营	入川始祖封奇	麻城孝感乡	谱不详。祠堂清建，已不存。
邛崃简营	现以明初简玉林为始祖	麻城孝感乡	谱不详。祠堂清建，祀简玉林，已不存。
邛崃熊营	入川始祖熊高扬	麻城孝感乡苦竹碥	谱、祠已不存。
邛崃孟家营	现以明末孟曾孔为始祖	麻城孝感乡	谱不详。清建老祠已不存，有新祠。
蒲江陈家营	现蒲江复兴镇、邛崃卧龙镇一分支以明末陈奇凤为始祖	麻城孝感乡	有新旧谱。清建分支老祠改作学校，今另修新祠仍在卧龙镇。	明末避难洪雅
名山赵营	赵显钦	麻城孝感乡苦竹碥	有新谱。清建总祠在新店镇，赵营分祠，已不存
名山郑营	不明。	麻城孝感乡苦竹碥	谱。祠已不存。	与双河郑沟郑氏同宗，不同近祖
名山扎营 （岑氏）	现以明嘉靖岑伯顺为始祖	麻城孝感乡	有新谱。清编旧谱及祠已不存。
东坡区任营	三兄弟同时入川，在东坡区分三处落业，地名均称“任埂”	麻城孝感乡	谱不详。祠已不存。

 

对以上调查情况的分析：

    1、元末随明玉珍前后入川的移民被安置屯田，随及大部又被朱元璋“三丁签一军”，作为军屯户安置。军屯户即军户，按制永远属军籍，不准为民。也就是说整个明代“某姓营”的子弟必须以习武和务农为要务，没有资格参与文场的科举。官（军）方对屯田者：

 

    只求人人精壮，处处垦辟。人壮则耕战守，呼应自灵。田垦则军兵民于陬皆裕，处此荒败之区，不得不为变通之计。……务令七分在屯，三分入操……［1］

 

    在“只求人人精壮，处处垦辟”，“七分在屯，三分入操”的要求下，屯民很难说在文化上有多大的功底，更难说能按欧、苏的体裁写出象样的族谱来，一般只能以口传或简单文字记叙本家族的历史。名山双河郑氏在族谱中就收录了这样一份郑氏《祖传简谱》：［2］

 

    吴氏祖妣生七子祖妣葬大邑县以腰磨为碑

    谭氏祖妣生一子共八大房

    兴一郑兴元陈氏干溪沟大爷庙生二子郑荥／福山

    兴二郑兴义王氏在王家祠生一子郑昆三

    兴三郑兴三吉氏在南庙沟生二子郑奇／东山

    兴四郑兴四高氏仍还木城更名兴龙／虎

    兴五郑兴五黄氏在简州三岔坝生一子郑伦山

    兴六郑兴六古氏在六爷庙宾缝岩墓山丁向明成化元年乙酉乙卯月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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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明经世文编》朱爕元《回奏新旧田赋疏》。

    ［2］名山县双河乡金鼓村《郑氏族谱》。

 

    兴七郑兴七万氏在小溪沟壁山祠子一人郑玉山

    兴八郑兴八巳氏同谭祖母还居南京

    兴三更名郑兴隆一房住马岭一房住丹棱新庙子郑家祠一房住中山坪又一房住蒲江。

 

    从这份《祖传简谱》中没有记录入川（名）始祖名讳、生平和原籍，但信息内容仍然相当丰富。从这份《祖传简谱》中有“谭祖母”字样，证明开始记此谱时，“谭祖母”还在世。从口气上判断，这份《祖传简谱》的最早记录者当是郑孤贞的孙子辈。谱內虽有“谭氏祖妣”、“明成化元年”等字样，应是后代子孙续增上去的。推算下来，此谱距今约有五百年，虽记谱或续记人的文化水平不高，记事不明，但仍算是真资格的《祖传简谱》。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祖传简谱》，后代子孙大写特写族谱时才有了最重要的依据。

    与郑孤贞同时入川的还有相同原因的第三代靖海侯后裔的吴沟吴氏子弟。这支吴氏入川祖没有象郑氏《祖传简谱》那样，为后代子孙留下可资的那段家族史。《名山吴氏谱谍》中这样说：

 

    从历史看，吴沟一支崇尚“耕读为本，忠厚传家”的祖训，把“耕”放在第一位，“读”放在第二位。世代从事农业，故人口虽多，而发展不大，传至第九代从吴文哲开始，才突破了“读”字，尝到了“读”的甜头。……［1］

 

同为吴祯后裔的丹棱县王场吴氏吴时勉，却留一份类似的“简谱”［同1］。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吴九杨（不详）

吴春杨→吴加元妣黎氏→吴承俸妣胥氏→吴芹妣晏氏→吴时勉妣周氏

吴金杨→吴加正妣王氏→吴承纪妣范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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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名山县车岭镇几安村吴氏2001年编《名山吴氏谱牒》。

 

吴荣杨→吴加昆妣屈氏→吴承刚妣龚氏

    第五世吴时勉妣周氏是从西楚入川，先居仁寿旋迁丹棱的入川始祖。吴时勉曾在南京锦衣卫经历司中任职，弘治元年（1488）去职迁丹棱。这份“简谱”应是吴时勉后人根据口传而记录的。丹棱王场的吴氏，囿于当时名山县、丹棱县环境种种原因，也不可能留下象样的族谱下来。

    2、正因为“某姓营”是屯田军户性质，同样在“某姓营”內只能建神庙，修建祭祀本家阵亡将士的“某姓庙”、“某姓庵”，目前尚未发现六地“某姓营”在明代曾建有宗祠，修有较传统族谱的信息。“某姓营”各氏族可能受到制度上限制，也受财力和观念的局限，当时没有修建宗祠的可能和能力。

    3、正由于上面两个基本原因，“某姓营”各氏族数百年来，大多数无法记住入川始祖名字，即使知道名字，而祖公履历以后世系也不清楚或完全不知道了。当然遗忘的重要原因还有，明末近半个世纪的混战，逃难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设法保全性命的紧张慌乱中，很难去顾及族谱这类东西。所以在清代提到明代原族谱时，大多是“毁于献贼乱”。

    4、“某姓营”修族谱建祠与四川其它地方一样，多出现于清乾隆及乾隆以后。清代六地废除了前朝的屯田制，也没有继续实施新的屯田制。此时“某姓营”的民众与其他民众一样可以开始“耕读传家”了，族人中逐渐有了士绅和文化人出现，“敬宗收族”的观念也与日俱增，“康乾盛世”使家族获得了一定的财力，与湘籍和客家移民同样具备了修谱建祠的愿望和能力，在此条件下，才形成了四川各氏族在清中叶大规模修谱建祠的高潮。但对于“某姓营”民众当时来说，这时要把两、三百年来祖辈的世系和履历都要一一厘清，那真是太难为他们了。他们只能依据祖传简谱、碑记和族人世代的口碑来编写新的族谱。无赖之中又常多以明末或清初祖公为本族启祖了。

    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古人的履历也是曲折的。后代记谱时，对先人一些不合时宜的经历均予以隐讳，待外部环境许可时，才适时有限度地公开这段家族史。名山双河《郑氏族谱》中表述入川始祖郑孤贞生卒，就充分反映了战乱或灾难来临时，民众所采取的一种规避灾祸的动作。

 

    盖维孤贞公荥阳袭侯也。其先郑遇春公同姻家吴祯，起义兵佐太祖平定元乱，以功封荥阳侯，吴亦封靖海侯。太祖崩。皇孙建文帝立，孤贞袭爵，立朝辅政，殊燕王棣举兵犯阙，孤贞公与吴袭侯等御之于山东，屡败燕军，讵景隆叛降，盛传帝削发披缁流遁于蜀，孤贞公与吴袭侯誓不臣贼，埋名变装，率妻孥入蜀寻帝不得而流寓于此，自号孤贞，益伤孤臣之守贞也。卒葬南区小溪沟，其后尊遗命置腰磨为碑。［1］

 

    民国十一年（1922年）郑氏后人才正式立碑。碑正面两旁对联为：

 

    孤臣无二心自北平篡成籍贯故尔弃楚北

    贞士有一德虽南京失守卢墓依然在蜀南［2］

 

    《郑氏族谱》所载荥阳侯郑遇春与靖海侯吴祯系儿女亲家及子女后代的家族史可补史料之不足。郑遇春子郑孤贞在建文帝时曾抗击过燕王朱棣，这一点就足以让郑孤贞事后讳“濠人”籍，“篡成籍贯”麻城孝感乡，避难四川名山县。其子孙依“遗命”也只能置“腰磨”为祖公墓碑，忌讳本家族这段历史达四百多年，直到民国十一年才“弃楚北”籍贯，立碑公开这段家族史。

    与荥阳侯郑孤贞同时入川的还有与郑氏有姻亲关系的靖海侯吴祯的子孙。郑氏落业名山县双河乡郑沟，前、后入川的八支吴氏，其中一支落业名山县车岭镇吴沟。吴氏第三代靖海侯等吴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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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名山县双河乡扎营村《郑氏族谱》。

    ［2］对联中的“篡”字，《郑氏族谱》中记为“纂”，根据郑孤贞墓碑对联原文改。

 

子弟，因为有曾抵御燕王朱棣经历，而埋名变装逃亡到四川的家族史。吴氏很多后代甚至连该支吴氏祖籍地为安徽定远都不知道了。

    前面提到的《川黔边陈氏联合宗谱》，谱中关于元末陈氏祖公那段家族史，也只能留在家族口碑中传递，绝不可能出现在明、清两个封建王朝编写的本支族谱中。一些亲历过明末清初四川那场战乱的人，他们当时所写的私史多深藏而不肯示人，都是类似的原因。如：

    《大西通纪》，作者失名。该书拥有者称：“自言世守此书，不肯示人。”［1］

    《欧阳遗书》又为《蜀乱》，“是广安生员欧阳直记叙亲身经历目击四川三十五年（1627—1661）战乱的真事。……他自言二十余年，转仕于大西、明、滇、清诸将间，历数十官……由于他的历史这样复杂，所以他的子孙不敢暴露。”

    《荒书》，新繁费密著。“有自序云：‘别书所载，或有异同。盖知者不能言，言者未能悉。此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但当清修明史，求书时，他不肯献，并嘱子孙秘藏之。……其不愿示人者，为其事永历帝，而文直，惧以书贾祸耳。”

    《逸民氏•蜀记》“著者不露姓名，但称‘逸民’或‘虞山逸民’显然是曾由大西入滇做官，以后遁归虞山（今江苏常熟县），不更出世者。”

    简阳傅迪吉的《五马先先纪年》中有“过墙鞑子”等字句，故此文在清代一直由家族密藏，直到民国时才初露于世。

 

    以上五文的著者不同程度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都曾接触过不同的政治军事集团，此段经历“盖知者不能言，言者未能悉”。他们居然要以文字记录下亲历之事，无论是出于自我慰藉，还是提示儿孙，还是为后来者了解这段历史，实属已冒了很大的风险，著文绝对不敢轻易示人。只有像遂宁张烺的《烬余录》，由于政治上的倾向性，故可以堂而皇之地记在其清代的族谱中。同样道理，曾效力于明玉珍夏政权的军民及其后裔，他们在明朝时，怎敢畅谈自己家族史，“炫耀”祖辈参与红巾起义时立下的“战功”，及在明玉珍政权中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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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四点引文，摘自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辨》，“附：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一文。

 

呢？就是历史上的“正史”中，关于明玉珍的作为均着墨不多，何况民间呢。

    在各种政治压力下，移民后裔们主要以世代口碑相传或以祖传简谱、墓志铭方式，保持对原籍“麻城孝感乡”等的记忆。只有到了改朝换代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压力消失，移民后裔才获得在族谱和宗祠中公开张扬祖宗事迹的可能。对种种不可诉人的家族史，因事过境迁，无需避讳的情况下才开始告白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