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某姓营”屯民中的“洪雅止戈街”现象

    四川“麻城孝感乡”籍移民现象产生根本起因源于明玉珍，但这些移民所传给后裔的却是含含糊糊的，旧时的族谱中竟然没有一个家族表示祖上是跟明玉珍红巾军入川的。他们在表述入川动因时，多数是“避乱（难）入川”，有的是“避红巾乱入川”，这到底是避红巾军起义这个“乱”，还是避陈友谅杀徐寿辉这个“内乱”，不可而知。在入川时间上也尽力回避元朝年号和夏政权年号。清楚一点的常用，如“洪武己酉二年入川”，含糊的就用“明初”或“明时”入川来表示。非要公开提到原（祖）籍时，多为“先世楚人也”。邛崃封营封氏旧时的祠堂碑记中，原籍记为“楚东”，而口碑中却异口同称“麻城孝感乡”。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百姓避讳历史，崇尚“正朔”和企求有一个平安生存的环境。

    明末的战乱中这种企求更有强烈的表现。威远县《曾氏族谱》中说：

    吾家祖籍乃福建林姓人。也因元时避祸，兄弟三人更为曾、黄、苟三姓。明初来蜀，卜嘉阳威远县东四十里石漕冲居焉。……

    一世回籍祖，应宣，生殁年月失据。明季避贼洪雅县止戈街。顺治十二年回曾家上湾青冈老房子原宅居住。［1］

    大邑县悦来镇李家营李氏群众口碑中也有“始祖李守宗明末曾避难洪雅止戈街”一说。同样在民国《简阳县志••氏族志》及简阳各氏族族谱中也有不少其祖辈“避难洪雅县止戈街”的记录。是洪雅有崇山峻岭天然隐蔽地和丰富的粮食可躲避很多人吗？还是止戈街因“止戈”二字有庇护人们免去兵燹伤害的神力吗？实地调查发现此处并没有上述的可能，所传的“避难洞”，也不过是能让数十人居住的山洞。后来在大邑县牟家营《牟氏族谱》找到答案。《牟氏族谱》中说：

    明末，因战乱举家逃至明王朝统治的洪雅县止戈街。清初战事平息后，外逃避难的部份祖人返回乡里，有八支仍居故里牟家营，聚族而居，团练自卫……［2］

    原来洪雅县青衣江南的止戈街是南明王朝的势力范围，这个范围还含夹江县南安、木城、洪雅县、名山县、雨城区、芦山县。明末发生战乱时，不可能让民众分得清是非，自然南明王朝是“正朔”的旗帜。川内各地的人群包括“某姓营”屯民为求平安，纷纷到洪雅一带“避难”。就拿大邑县牟家营牟氏群众来讲，牟家营以西全是比洪雅县还要高的崇山竣岭，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跑到洪雅避乱，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希望能在他们认可的政府下得到庇护。名山卫千户廖依乾之所以能继续在名山县、雨城区一带坚持，就是因为他是明政权正朔的代表。居于简阳西南部的傅迪吉，1648年“是时皆有南徙之谋”，逃至蒲江县寿安李家营和蔡家堰避乱［3］。在田野考察中发现，四川西、南部能躲过明末清初那场战乱────────────────────────────────────────────────

注：［1］威远县石漕冲《曾氏宗谱》，道光二十五年镌。 

    ［2］大邑县鹤鸣乡牟家营村《牟氏族谱》1999年续编本。

    ［3］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戊子，二十二岁。

的四川老民，大多都有避难“洪雅县”（是南明四川统治区的代表）经历。明末出现“洪雅止戈街”现象，归根结底是普通老百姓都愿追随一个“正朔”的政府，盼望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满足“平安就是福”这个最起码的要求。

十二、明初出现众多复“姓”情况

    邛崃孔明的大、小简营祖公简玉林实际是入川第三世。入川始祖早年投靠姜姓人家，随姓“姜”，入川后落业临邛此处。姜氏无 后，第三世简玉林遂归宗复姓“简”，娶姜氏女为妻，舍姜氏宅为姜殿。

大邑县新场镇头堰村何营何氏祖上也曾投奔王姓人家，后来复原姓，娶王氏女为妻，组建成“何营”。

    名山中峰赵营入川始祖赵显钦的第二、三代，“因避远害”而随母姓。建赵营后复姓。

    大邑新场韩营的韩氏与刘氏入川祖的关系，我怀疑与何营何氏和王氏的关系相似。

    除“某姓营”外，其他同时代入川的移民中也常见这种情况。名山县双河乡金鼓村陈氏，其祖上就是郑孤贞养子，随郑氏入川，在明永乐初落业于此，三世后复姓“陈”。

    出现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是在元朝统治者残酷统治之下，很多民众颠沛流离、无家可归，那些孤苦伶仃者一些投奔富户，一些参加义军，其中不免有认军队军官或富户为父而改姓者。调查中发现，明末四川的战乱中也有这种情形，《五马先生纪年》中，主人公傅迪吉就被张献忠在简州的基层张姓军官，收为“义子”，取名“张奇”［1］。《五马先生纪年》中还记载：傅迪吉被义军抓住后，见到义军一都司，“都司姓刘，本姓贾，乾封庙武生也”。这种改姓情况多出现在灾荒年月，特别是战乱时期，待事平之后，又常“复姓”，这应是一种常例吧。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