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生中有多少机会，会和一个来自纽约的中国女孩一起躲在肯尼亚的树丛后撒尿？”来自巴黎的女演员克莱蒙汀给朋友发了这样一段信息。

这个语境中出现的中国女孩，正不安地环视着连绵燥绿的灌木丛和随风摇晃的枯草，唯恐左近突然冒出一个野生动物的脑袋，抗议她们侵犯领地权的行为，完全没有意识到一队拇指甲盖大小的蚂蚁已经咚咚爬上了她的行军靴。

5天前，我在纽约飞往内罗毕的飞机上，与整个来自巴黎的剧组素未谋面，更没有想到5天后我和他们已经熟悉到可以一起在旷野里回应自然的召唤了……

3个月前，制片人给我发了一个有关卡伦.布里克森的记录剧情片剧本，说他们正在寻找一个与卡伦经历相似的真人：远离故土、在异乡追寻梦想、通过写作来探索生命的年轻女性。他说：“我觉得你会是一个完美的人选，看看剧本，告诉我你怎么想。”

我的第一反应是：想你妹哦，《走出非洲》是我最爱的小说之一啊，还用想嘛？！

当然这些奔腾的情绪被非常具有职业素养地翻译成了：“听起来是个非常有趣的项目，我现在就去看，尽快给你回复。”

其后就是一波一波地改剧本、变行程、阅读卡伦的全部作品+传记、配合导演的审美找服装……

然后，8月底东非高原的烈日下，身穿白衬衫、枯草黄长裤、米色行军靴的我，和穿着白裙子、上罩军绿猎装、蒙着石榴红头巾的克莱蒙汀，惶惶循着牛群踩出来的小径，摸回了拍摄现场——另一篷肯尼亚树丛后，两个非洲本地演员的戏还没有拍完呢。

环视这会儿的片场，恰是这段非洲拍电影日子里的一个文化差异抽样图：

4个法国人——导演、导演助理、摄影师、演卡伦的女演员；

1个生活在纽约的中国人——去追寻卡伦足迹、作为观众眼睛的我；

1个生活在肯尼亚的法国人——野外生存专家、取景指导；

6个肯尼亚本地人——演卡伦农场里的三个演员、两个司机、一个女裁缝。

暴晒着大雨季冲刷出的猛烈阳光，环顾着原始旷野上的各路人马，我被这盗梦空间里多重梦境似的文化差异，砸地有点头晕。

第一重梦境：跨过语言这座桥

大部分时间我和4个法国人一起工作，大家说着说着就从英文跑偏到了法语……克莱蒙汀眼光扫到我，打断大家：“哎呀呀，纯青在这里，我们用英语吧！”导演埃韦尔欠了欠他那波浪形卷发的头：“抱歉，我们不应该讲法语。”我呲牙一乐：“别担心，你们不是在说XX嘛。我的法语今天可是火力全开！”

当然是扯了，我那点学了一学期的法语，除了早安、谢谢、我爱你，早就不剩什么了。

但是语言其实不就是沟通的手段嘛？只要把握了话题，再捕捉几个关键词和肢体语言，十有八九也就猜明白了。

内心更深处，则浮现出了美国朋友和我们一起混的时候，那无辜茫然的小眼神儿……就觉得现在的自己，该！

其实两拨非英语母语的人，用起词来倒更有天然趣味。

一天正在拍卡伦去情人丹尼斯的墓地告别一幕，我在镜头之外的草原上晃荡。

取景指导米歇尔走过来，问：“你在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我用脚尖踢着一堆风干的动物粪便，饶有趣味地研究它呈现出的酥松孔洞状：“你说怎么没有臭味儿呢？”

米歇尔说：“啊，因为这个是vegetarian poo poo。”

我大乐， 原来食草动物的排泄物还可以这么表达成“素食的便便”——可是我和他难道不都是听懂了吗？

语言的差异，虽然最显而易见，却也是最容易跨过的一座桥；即便不能完全抵达理解的彼岸，在中点碰头的情形也有它的独特乐趣。

比它无形却坚固的，是身份的焦虑。

第二重梦境：中国人？美国人？

“你是从哪里来的？”吉库尤司机艾萨克和我闲聊着。

我发现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眯着眼睛看着远处一棵直指天空的非洲金合欢树，沉思片刻：“我的根在中国……这次从纽约来……”

“真的吗？可是你完全不像我平时接触到的中国人。我原以为你父母肯定有一个是西方人。”

“我很好奇，你平时接触到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嗯，他们都是一大群一大群轰隆隆地来又轰隆隆地走了，聚在一起活动，很少讲英文……嗯，特别大声。”

艾萨克挠了挠头，咧嘴笑着，鹿一样的大眼睛和洁白的牙齿在黑皮肤上熠熠发亮，“不过今年因为埃波拉病毒，人少了很多。”

我想起了和卡伦博物馆的创立者——一个来自哥本哈根、生活在内罗毕的老夫人——聊着《走出非洲》的中文译本时，她深嵌在皱纹里的一双冰蓝色眼睛在咖啡杯上方闪着光，盯着我用判决的语气说：“你的英语有美国口音。”

我捕捉着她北欧口音里面的平直硬挺，和自己的打滑吞音，突然很想知道，除了口音，还有什么出卖我的地方？

连着每天15小时的拍摄，终于有了小半个上午的休息，我倒在游泳池边的躺椅上挪不动手脚。

克莱蒙汀倒是兴致勃勃，去探索了酒店的SPA回来特别激动：“这里的按摩只要2000肯尼亚先令一小时！”

“不过我们下午都有场景要拍，除非现在一起去，否则时间来不及……”法国美女小心翼翼怕戳到东方人的矜持，“只有一个房间，全裸你不介意吧……”

我大笑：“放马过来吧，宝贝儿！”

她吓了一跳又松了口气：“天哪，原来你已经这么美国化了！”

这完全就是欧洲人对美国的腐朽假想了。

我这明明是在中国北方的大澡堂子里修炼出来的‘色即是空’的心境！

究竟是非洲人和欧洲人对美国人、中国人的区分界限太刻板，还是穿久了的文化外衣长成了皮肤的一部分？我也不清楚。

而在这重身份认同危机之上，还有我们整个剧组的外来文化和肯尼亚本土文化的冲突。

第三重梦境：我们不是在殖民主义的年代了！

越野车的顶灯破开凌晨5点的冰雾，攀爬去恩戈山顶拍摄。直拍到中午云开雾散，一群头发结冰、嘴唇发紫、饥肠辘辘的人才下山来。

溅满了泥点子的两辆越野车，嘎吱停在卡伦区的一家咖啡店门口。

我和埃韦尔、克莱蒙汀、扬、米歇尔挤在一个四人的桌上，点了些沙拉三明治咖啡。

随后肯尼亚当地的摄影助理凯文、女裁缝，两个男演员也到了，坐了旁边的一桌，叫了午饭。

正午的烈日烘烤着10分钟前还结冰的头发，让我颇有种速冻牛肉在微波炉里除霜化冻的玄妙感。

正化了一半呢，殿后的导演助理穆丽尔也到了。

看了大家一眼，皱了眉头，一脸速冻牛肉的表情。

这个从来不怕繁琐、永远在周全剧组的巴黎姑娘，点了一根烟，揉着眉心，压低声音：“拜托，我们又不是在殖民主义的年代了！为什么外国人坐一桌，非洲人坐一桌？！”

我们有些诧异地面面相觑，完全没有想到这茬儿。

我给解释：“倒不是按种族分开坐的。只不过先到的坐了一桌，后到的坐了一桌。”

事后我想，这种自省虽然有过度政治正确之嫌，可是在人人累趴的情况下，还能保持这样的敏感、不妥协，倒真让我要抱拳说一声：女侠不容易！

几天后的另一次工作餐，大家拿了盒饭刚坐下，摄影师扬突然站了起来，走到另外一桌的肯尼亚人面前，问：“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导演埃韦尔大喊了一声“cut！”

演索马里总管法拉赫的凯文放松下来，取下缠在头上的白色头巾；摄影助理，也叫凯文的肯尼亚人，放下了举在手里的反光板。

我站在肯尼亚的树丛后，通过细密的枝叶看着他们，想起和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我、克莱蒙汀、两个凯文围坐在桌前聊天，谈起了自己工作之余的side project——克莱蒙汀在写个人秀，演员凯文在写肯尼亚种族的历史剧，摄影助理凯文在写他的纪录片处女座剧本，我在写杂文和小说。

写作，成了我们体验文化差异的途径，和进一步跨越这些差异的共同点。

四个人一圈握住了手，说：“向写作致敬！”

2014.9.3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