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点快点，来这边排队！喏，这个表格填好，拿手上！”

在法兰克福机场，耳边突然响起了大嗓门的中文。呼啦啦一大群中国大妈冲过了我和佳颖，跑到了退税点前面。

远远望去，整一个退税区全被中国人占领了，屈指可数的几个老外，有点惶恐地淹没在里面，就像是街边小摊卖的$1.5一个的muffin上点缀着的委屈的葡萄干。

“要退税的东西，一样一样都在表格上填好！先去这边盖章！”有一个导游模样的人站在旁边大声对着人堆喊，身边柜台上撒着填了一半又揉掉的表格。

这边厢，叽叽喳喳地：

“你买了几个包啊？”

“不多，就是巴黎买的４个LV，还有我们家那位的劳力士。”

“真后悔没买多一点，比国内便宜多啦。”

“就是就是！”

我和佳颖面面相觑，用眼神对对方说：“真是有钱啊！”

其实有什么可以吃惊的呢？我们在德国奥地利的这一路上，难道不是每天都见证着“有钱的中国人”吗？

萨尔斯堡，夜色溶溶里，我们摸着18世纪昏黄的路灯，试图找到藏在某个街角的莫扎特故居。因为是冬天，街上行人三两只，店面也大多关门了，只剩下窄墙上空悬着的圣诞彩灯，暖色里更显寂寞。佳颖和我哆嗦着拢了拢围巾，决定回去旅馆附近的狐狸酒吧喝杯啤酒、吃份炖鹿脯就睡觉。

转过一面墙，忽然华灯大亮，Louis Vuitton的金字招牌在小镇朴素静逸的黑暗里面那叫一个流光溢彩。

“你猜里面都有谁？”走在前面几步的佳颖回头问。

“用得着猜吗？绝对是中国人。”

果然，一球球肿肿的羽绒服，一手两三只LV，一团团冒着热气兴奋的面孔。在这个莫扎特故乡，在这个《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到底LV才是你们的真爱啊。

我俩突然倒在了街边墙上，笑得不可收拾，为了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面。

两天后顶着暴风雪、开了３小时山路，去了哈尔斯塔特。

这个雪山为衣、冰湖为镜的小镇子，符合我对格林童话的全部想象，尤其是积雪的斜屋顶，简直就是女巫的姜饼小屋刷了一层糖霜。

也像多数欧洲城镇一样，教堂是它的生活核心：镇上的一家４星级旅馆、往返的轮渡、停车场都在教堂边上。停车的时候，发现轮渡码头的栏杆上贴着与小镇数千年冲洗出来的柔和色调完全不搭的塑料布广告牌，上书：“欢迎来到哈克斯坦”八个大大的红色的中文。

“哈克斯坦？不应该是哈尔斯塔特吗？”我俩都困惑。其实我们忽略的另一个更加明显的问题是：“这里怎么会有中文广告牌？”要知道，在奥地利，我们几乎连英文路牌都没有看见过一只。

很快，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在小镇子里，本地人好像都冬眠去了。能喘气的活人里，除了旅馆、纪念品店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清一色的都是中国人面孔。

犹在停车，听见一个中年男人的南方口音：“我就问他了‘你觉得中国人怎么样？’他没回答呀，我说：‘要不是我们中国人来，你们怎么赚到钱嘞！’”语气里满是“有钱的就是大爷”结合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志得意满。

我想象了一下对话场景，耳根子为他发热了起来。

晚上在旅馆一楼的餐厅吃饭。灯光柔和，侍者穿着奥地利传统服装：雪白的衬衣外面罩着墨绿色低胸束腰连衣裙。佳颖点了湖鱼配本地的冰酒，我点了柠檬汁小牛肉排和葡萄酒。

正当菜色一样一样摆出来，隔壁一桌忽然来了一群十个左右的中国女生。噼里啪啦地坐定，又从酒店电梯里出来一个穿着粉红色睡裤的女孩，踢踏踢踏拖着一双蓝色塑料的小熊拖鞋一屁股坐下了。

他们桌的侍者，周围桌吃饭的人，各个眉毛都快扬到发际里了，又挣扎着保持了沉默。佳颖突然对我说：“这时候真希望他们说的是日语韩语什么的……”

是，我理解您的房间也许就是一步之遥，也理解穿着睡裤确实舒服。可只要你环顾一下四周，就会发现，这毕竟是４星酒店的fine dining restaurant，用餐的男女就算不是衣冠楚楚也好歹是齐整体面，这也是基本的礼貌不是吗。

突然觉得，哪怕有钱到可以去最美的地方旅游，如果没有睁开眼睛，我是说真正地睁开内心的好奇，那么不管是在故地还是异乡，你都无法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也就无从欣赏或者批判其背后文化的差异。你能看见的只有自己想看的风景，比如各个名品店里的价签。

回到法兰克福机场，退税蝗虫大军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伴随着呼朋唤友的大嗓门。

旁边站着两个金发的德国小伙子，身上挂着“中文服务”的条幅，用带着京腔儿的中文大声说：“请大家排队。”效果甚微，还是一个又一个地推搡着靠近退税窗口，又被管理员用越来越不友善的语气喝止：“请排到黄线后面，每次只能进来一个人。”

排在我们后头的一个阿姨笑嘻嘻地问我：“美女，你退多少钱啊？”看着她和我妈差不多大的年龄，烦躁突然被心酸替代。因为一旦把她从嗡嗡的蝗虫大军里孤立出来，她就是你的邻居家阿姨，每天带着笑脸招呼放学回家的你吃饭。

可是为什么集结在一起，他们就带给其他所有人那么大的压迫感呢？

关键词可能是“抢”——抢着盖章、抢着退钱、抢着把退完的行李放到托运的小黄车上。而在所向披靡的过程中，忽略了对规则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善意。

好不容易退完了钱，拖着行李等待托运。

在我们前头孤身站着一个穿格子呢西服的老先生，一个人抬了好几个大箱子，试图摞上托运车。一步开外，三四个中国大叔迅速地抢占了托运车后，揣着手、抖着脚、等着同伴，却完全没有搭把手的意思。还是我和佳颖看不过，帮他抬了几个箱子。

老先生从怀里掏出手帕擦着脑门上的细汗，说：“谢谢。你们是台湾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