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2012年02月11日书评版：

      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罗姆曾有过一个著名的隐喻，在遥远星球上的某个国家，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是唯一的谈话。官方说，水下生活才是最美好的，浮出水面呼吸就是犯罪。而所有的居民都患上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过上岸上的生活……

　　而20世纪末大事记之一，就是这群水下的人们浮出水面呼吸——冷战的铁幕撤下，东欧解冻，岸上的生活来临了——东欧诸国迎来了民族自决与思想解禁。

　　“东欧文学”随着带有冷战色彩的“东欧”一道，正成为过去式。然而，当代文学史却注定无法忘记——在这块弹丸之地，曾经的东欧七国，捷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如何向世界奉献了一批当代思想学术史独有的概念：流亡作家，地下写作，心灵献祭。一大批优秀作家们以不屈的个人抗争，深刻的历史反思，以及对自由的强烈追求，赢得了世界性赞誉，其中不乏优秀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与获得者。

     1986年，刚取得南京大学硕士学位的景凯旋从一位美国访问学者那里得到了《为了告别的聚会》，作者昆德拉。一直受精英文学观和欧陆美学教育的他，从索尔仁尼琴“人性向上的沉重”中走出来，第一次领略到昆德拉对价值失落的反讽，同时不乏深刻的批判，顿时觉得耳目一新。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他开始为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而奔走。

　　几乎与此同时，赴法访问归来的作家韩少功开始关注并翻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听说了景凯旋的事情，就反映给作家出版社，韩景二人先后把手稿带到了北京，其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为了告别的聚会》陆续面世。昆德拉真正来到了中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景凯旋历经波折，又翻译了《玩笑》、《生活在别处》等作品。

      在90年代末，知识界还有一场“昆德拉、哈维尔之争”。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坚持留在捷克，昆德拉移民法国，哈维尔坐过牢，昆德拉虽受过监控，但没坐过牢。当时有一篇文章《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认为哈维尔比昆德拉更有担当，更有牺牲精神，昆德拉是逃避的犬儒主义者。景凯旋却认为，昆德拉并非犬儒，对集权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的思考都是深刻的，学界也发现了这一价值。

      2010年，一本名为《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的出版物引发了学界关注。编译者景凯旋，筹划者是时任花城出版社编辑的林贤治。林贤治拿到中译本时62岁，但对于东欧知识分子地下写作的关注，已持续了二十多年。

　　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是前苏联、东欧特有的文化现象，针对书报检查制度而来。其中捷克的萨米亚特最发达。捷克作家们普遍内心经历过乌托邦的幻灭，转而遵循19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传统：当社会遭受压迫时，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社会良知的角色。

　　“不管地域国别，东欧的作家共同特点，是在前所未有的制度下，追问人的身份和归属感，包括文化和人性归属。”景凯旋说，地下写作虽然不能包括东欧文学的所有，但最体现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