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徜徉南京下关的江边，法桐的巨桑撑起浓荫，眼前是一树接连一树的绿意。在南京西站江边货房东侧的街道转角处，不经意间瞥见一幢与周围建筑格格不入的灰色两层小楼——煤炭港22号。小楼体型虽不高大，但很优雅庄重，随着街道的走向自然舒展，有着浓郁的民国气息。若不是镌刻在墙上的一块记事碑的提醒，很少有人会知道, 这里是革命烈士唐绍泉的故居，南京铁路下关党支部、煤炭港党小组旧址。铁路工人革命的星星之火，曾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闪烁。

    下关在历史上是指挹江门外秦淮河入江口附近地区，明代成为“龙江关”所在地。清朝初年，在上新河和龙江关设关卡，负责检查来往船只并征税。因上新河在龙江关上游，称“上关”，龙江关在其下游，故称“下关”。下关开埠以后，很快成为水路交通的枢纽，商贾云集，码头、铁路、洋行纷纷建立，四面八方的人到这里谋生，发展出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始终是中共南京地下党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1940年3月，一个身穿青布长衫、戴着眼镜，儒雅俊朗的青年跨过惠民桥，来到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地下党员马卓然因领导工人罢工被怀疑，由设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派回南京原籍，其弟介绍到日本通用公司下关营业所工作。马卓然站稳脚跟后，广交铁路上的朋友，跟车站的日本宪兵也混得很熟，籍此有利条件，先后帮助好几个党员解决了职业问题。1941年7月，马卓然又将江苏省委派来的党员张宝生安排在下关车站当了售票员。

此后的1941年9月至1942年5月，中共华中局城工部和江苏省委先后派彭原、柯建萍、何广鑫等10余人陆续来到下关，打入防备森严的铁路系统，分别担任下关站搬运工、浦口站警卫、见习车长等。到日本投降前夕，铁路系统的党员已经发展到10人左右，地火悄然奔腾。

1945年的秋天，煤炭港周边还是荒凉的芦柴洲，长江上船来船往，码头上装车卸车，一片繁忙。经历半生颠沛流离的煤炭港客货车房机匠唐绍泉满怀抗战胜利的喜悦，在被日军炸毁的一个军用仓库上盖起了第一户民居，举家迁居此处。在盖房时，志同道合的马绪善等工友都前来帮忙。房子盖好后，马绪善中午常在此吃饭，并与唐绍泉等一起议论时事，商量下关车站党的活动。

1946年6月，下关车站党支部委员李长荣转移到上海隐蔽，后秘密自首加入中统，接受特务训练，1947年6月被敌人派回南京“钓大鱼”。他伪装进步，找到下关党支部委员张嘉元，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南京工委决定由工委委员彭原与其联系。1948年1月28日，彭原与李长荣第二次约见时被捕，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党员张嘉元、孙罗礼（机务段客货车房漆匠）。9月6日，在叛徒谭代孝的带领下，大批敌人来到煤炭港，逮捕了下关车站支部书记马绪善，党员唐绍泉、张家熙（客货车房电焊工）、陈松驹（客货车房检车匠）以及进步青年戎嵩高（客货车房司炉））等5人，关押在南京市宁海路19号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天气越来越冷了。有天早晨，南京下关铁路轮渡栈桥上的工友王长荣急匆匆地跑到唐绍泉家来，转告说工友肖金华在南京下关车站例行检查列车时，发现了一节由众多国民党军警押送的车厢。他机警地留意到唐绍泉被关押在此车厢中，这辆车就要从下关车站开走了。唐绍泉的爱人赶紧领着孩子，带着冬季御寒用品赶到了下关车站，在棉衣里还悄悄地塞进几个大头洋钱。唐绍泉等人坐的押送车在3号站台停靠，与他们所在的6号站台远远地相隔着。唐绍泉坐在那边突然看见了爱人和孩子，就向他们默默地点点头。他的头被剃了，穿的是监狱的蓝衣服。由于军警严密戒严封锁，他们根本不能靠近，棉被棉衣也无法送给他。一家人就这么深情相望，一直到唐绍泉等人被国民党军警押进车厢，列车驶离视线……

马绪善等5人沿京沪铁路转押到上海，在狱中坚贞不屈，11月26日被敌人在杭州秘密杀害，牺牲在解放前夜。

唐绍泉牺牲后，其遗属一直居住此处，后来在原址上盖起了两层楼房。1967年5月2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陈松驹为革命烈士。1982年12月24日，南京市人民政府追认马绪善、唐绍泉、张家熙、戎嵩高等4人为革命烈士。唐绍泉牺牲时，他的四儿子唐述伦9岁，曾跟随母亲到下关车站见了父亲最后一面。牺牲的那几个人，经常来他家，跟父亲谈事，他都很熟悉，还能想起他们的样子。此后，唐述伦历时10年，一锤一錾地将下关铁路党支部的事迹和父亲的传记镌刻在十多块石碑上，立于屋内及外墙上。2014年南京市鼓楼区将碑屋列为不可移动文物，整修一新，准备对公众开放。

伫立在烈士故居门前，我久久不忍离去。革命有如冶炼，有钢必有渣，炼钢与除渣是同时并行的。真正的英雄用生命捍卫信仰，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只是播种，不参加收获。他们的魂魄因为故居这一遗物而得到长存，周围环境变化越大，故居所代表的文化意蕴便越浓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