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和谢稚柳哥俩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张大千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早期专心研习古人书画，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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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千1941年-1943年期间,耗费二年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洞窟编号工作,详细研究了每个洞窟的年代,壁画的尺幅和名称,记录的文字达到20万字,另外,完成276幅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其中,183幅临摹壁画由家人在解放后交由成都四川博物院代为保存,62幅临摹画带到台湾,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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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在张大千1983年逝世前，都未曾能寻觅到张大千20万字的大著，当时和后来被广为流传的《敦煌石室记》，是张大千唯一的一部大著，居然在张大千逝世以后的两年，才由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出版，编著者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书名为《张大千先

生遗著漠高窟记》（该书未曾有大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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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台湾出版《张大千先生遗著漠高窟记》

     张大千是我国留下故事最多的画家之一，一个一个难以破解的谜耐人寻味，在这个故事里，不得不要提到我国另一位大书画家，大鉴定家谢稚柳先生，他是张大千的一位挚友，张大千亲热的叫他柳弟，确实，张大千是先和他的哥哥谢玉岺成为挚友，张大千1941年年中到敦煌半年后，多次邀请谢稚柳赴敦煌帮助他整理和研究敦煌石窟的相关资料，谢稚柳请辞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工作，如约赶赴敦煌，并遵嘱在敦煌一年多的时间内根据张大千的洞窟编号，逐一进行记录和研究窟内的每一幅壁画和彩塑的尺寸、构图、艺术流派和朝代风格。1943年年中，结束了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谢稚柳和张大千结伴回到四川，张大千回到成都昭觉寺继续整理和完成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谢稚柳则回到重庆，遵张大千所嘱，整理和誊写20万字的《敦煌石室记》。至此，故事发展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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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和谢稚柳1942年在敦煌莫高窟（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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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千和谢稚柳（右一）（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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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大师谢稚柳（网络图片）

     偶然发现的张大千1944年在成都的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1944年3月6日张大千的日记中写道：“十二日（3月6日）今日为三嫂生日，事多，尧未设供。午后君墨来。又得稚柳书云石室记即将抄毕。”这段话中的“……柳书云石室记即将抄毕”。可以解读为谢稚柳写信给张大千，告知《敦煌石室记》即将整理和誊写完毕，张大千大喜，并且写进了日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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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1944年在成都的日记（网络图片）

     谢稚柳不负张大千的期望，把整理和誊写完毕的完稿送到张大千手上，还代张大千写了自序，张大千随即进行了批阅，后人，曾经看到这本书的书稿，在整齐的抄录稿上有张大千批阅的字体。张大千把批阅后的稿子，送还给了谢稚柳。

    但是，至此，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第一，张大千并没有把批阅后的稿子100%地还给谢稚柳，他抽走了莫高窟第101窟-150窟的稿子。第二，张大千对谢稚柳说，“不准备出版这本书了。”

     这件事的发生并没有影响到他俩的友情，1948年期间，他们俩共居上海，共绘画作。从表面上看故事到此已经风平浪静，没想到1949年2月，谢稚柳以个人名义出版了《敦煌石窟记》，共43页文字并配12幅画。表面上的风平浪静，终究掩盖不了实际上的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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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画谢稚柳题词（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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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画张大千题词（网络图片）    

 根据谢稚柳写的《敦煌石窟记》，本人有几点想法：

 1.《敦煌石窟记》除了提到书中的石窟编号是采用张大千编号，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出现“张大千”一个字，这是违反常理的。

2.《敦煌石窟记》应该首先介绍他是受张大千之邀，前往敦煌并遵张大千之嘱整理和研究敦煌石窟的相关资料。

3.1948年谢稚柳和张大千一起作画，共居上海时，已经知道张大千“不准备出版这本书了”，所以，谢稚柳也不便问张大千要回莫高窟第101窟-150窟的稿子，对自己仍然希望出版此书的愿望也就只能避讳不提，作为小弟的谢稚柳对大哥还是敬畏三分的。

4.张大千抽走莫高窟第101窟-150窟的稿子，是大哥对小弟的一种约束，张大千认为“我不想出版了，我也不能让你出版”，这是张大千严厉的家长作风的表现，作为小弟的谢稚柳生气在心，也只能一个“忍”字。

   1949年12月底张大千永远地离开了大陆，而谢稚柳选择留了下来，俩人的友谊一度暂时中断，但是，已经成为我国著名书画大师的谢稚柳，在1955年又将原有敦煌研究书稿进一步深化，出版了《敦煌艺术叙录》，共499页配42幅画，只是由于被张大千抽掉了第101窟-150窟的稿子，谢稚柳只能全凭记忆来补写这一空缺，写得很单调和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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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谢稚柳署名出版《敦煌艺术叙录》

    为了解释俩人这个过结，张大千始终保持沉默，而谢稚柳在1988年12月底，在广州日报载文“我在敦煌”中解释这件事。1992年谢稚柳应太平洋基金邀请访问台北，又被新闻记者提起此事，那时，谢老已经是82岁高龄的老人了，虽然作了解释，但是，还是解释不清楚。作为小弟的他，当听说张大千也出了《漠高窟记》时，大感惊讶，脱口而出说了“张大千那会有这个东西！”（注），同时，不得不佩服大哥惊人的记忆能力和为人的醇厚，当张大千得知谢稚柳在大陆已经出版了类似的书籍后，他至死绝不再在台湾出版这本书了，即便这部巨作他已经撰稿完毕(大师去世二年后台北故宫博物馆根据手稿为他整理出版了《漠高窟记》。

    不过，这件事的缘由是张大千骤然变卦“不准备出版这本书了”这句话惹的祸，到底张大千为何“不准备出版这本书了”，是至今为止无法解开的谜。

    注：详见2013年11月2日台湾出版身前张大千挚友黄天才《张大千的后半生》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