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评论性的杂志，都没了下文。

想想，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理都提到过“普世”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无法深入讨论，这一定是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此，这篇文章贴到这来。欢迎转载。

“普世”辩论中的四个方面——兼论中国与世界、特殊与普遍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在当下中国，关于“普世”的辩论仍在继续。不过，在这个讨论中，有四个不同的方面却时常被混淆起来，因此，讨论起来问题很多。本文旨在澄清这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从而利于我们的进一步讨论。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看法。

四个方面

“普世问题”有四个主要的方面。它们分别是：“普世情怀”（universal concern for the mankind）、“普世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和“普世布道【的行为和精神】”（the impulse and actual behavior of universal proselytizing）。

“普世情怀”是指对整个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关怀。

“普世知识”是指那些在一个特定时空下的大系统内具有真实性的知识。普世知识并非要是对整个宇宙而言。比如，对于地球上的人类来说，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太阳，离我们最近的卫星是月亮。这两个事实都是“普世知识”。而显然离开了地球，这两个事实便不再成立。

尽管普世知识可能只是局限于某一个特定时空下的大系统内的知识，但只有通过检验的知识才可能成为普世知识。也就是说，“普世知识”必须是真实性的知识（true knowledge），即“真理（truth）”（至少对某一个特定时空下的大系统而言）。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只有那些在至少两个不同的社会体系中被检测过并且得到了证实的社会知识才有可能是“普世的知识”。而我们永远都必须对任何知识的真实性都保持批判性的态度。

“普世价值（道德）”是指某个价值（道德）体系或者具体的价值（道德）训条对不同的人类社会具有普遍适用性。笼统说来，价值体系可以涵盖道德伦理（morality/ethics）、价值观（value system）、以及信仰（beliefs）。

在讨论普世价值时，我们必须区分两个层次：整个道德体系和具体的价值（道德）训条。每一个人类社会，如果能够维系一段时间的话，必定会构建它的一个道德价值体系。很显然，没有两个不同人类社会的整个道德价值体系会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这些不同的道德体系中，又确实有一些道德和价值训条会是一样的，至少是大致一样的【比如，所有的族群都强调族群内的自爱（ingroup love）】。

“普世布道”是指希望将自己个人或群体的（特定）社会知识，特别是价值体系（包括具体的价值训条）推广到他人或群体（甚至整个世界）的冲动和行动。而这种布道的行动既可以是非暴力的，也可以是暴力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人和群体都是“自我中心”的，我们可能都有“普世布道(proselytization) ”的冲动，也偶尔会有布道的行动。但是，似乎只有源于耶路撒冷的三大宗教传统才真正把这种普世布道的冲动付诸集体行动而将“普世布道”推到极致：它们都要求信徒必须传播教义，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虔诚信徒。而这三大宗教对布道进程中的暴力的允许甚至推崇是通向除“正当防卫”之外的最早的“正义战争”的所谓的“圣战(Holy War; Sacred War)”的理念。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文化从不强调普世布道。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源于耶路撒冷的三大宗教传统最不一样的地方之一。

理解“普世问题”

在对上述四个方面作了初步的概念限定后，我们便可以相对更加“理性地”讨论普世问题了。

首先，就“普世情怀”而言，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或者能否具备。而作为一个好的（自然或者社会）科学家，都应该具有“普世情怀”。没有“普世情怀”，我们就不会思考人类社会（中国只是一部分）过去、现在、未来面临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普世情怀”，他也就不会追求“普世知识”。

就“普世知识”而言，即便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否定“普世知识”的存在。否定“普世知识”（即真实知识）的存在最终将我们带上虚无主义的不归路，而虚无主义一定是自相矛盾的。且虚无主义者一定都是“虚伪的”：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学说不可能自圆其说。因此，一些人士否定“普世知识”的存在，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否定背后的逻辑的荒谬性。

还有些人否定“普世知识”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将“普世知识”和“普世价值”，甚至“普世布道”混淆起来，因而担心被他人或他群“殖民”。这大可不必。因为只要我们允许所有的知识都能够被辩论，被批判，被捍卫，那么相信“普世的知识”的存在就不构成对知识追求和社会进步的障碍乃至威胁。而只有当政治权力强行坚称一些知识注定是普世的，因而是不容辩驳的，这些所谓的“普世知识”才构成了对知识追求和社会进步的障碍乃至威胁。

还有一种可能是，那些否定“普世知识”可能性的人其实是在掩盖他们没有“普世关怀”，或者是没有追求“普世知识”的动力和努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陶醉在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价值中很容易，而追求普世性的知识去造福自己和他人是困难的。我们不应该让否定“普世知识”成为我们“无为”的遮羞布。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社会科学中，知识都通常都先是“地方性知识”，而只有经过比较的验证后，某些真实的“地方性知识”才有可能成为“普世知识”。

       就“普世道义”而言，显然，在整体道德体系的层次上，我们应该坚决拒绝“普世道义（体系）”。首先，因为“普世道义（体系）”不是“真实的知识”，“普世道义（体系）”也就不大可能是“普世知识”。其次，因为所有的道义体系都是某一个社会的历史演进的特定进程的产物，所以我们无法脱离某一个社会的历史演进的特定进程来从道义上评价一个道义体系。大部分时候，整体水平上的“普世道义体系”只是一些狂人的妄想或者是族群自我中心主义的极度膨胀的结果。

前面提到，在不同的道德体系中，确实可能会有一些道德和价值信条会是一样的，至少是大致一样的。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必须对这些具体的道德和价值信条保持批判的审视态度。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我们对普世知识都必须保持批判的审视态度，更何况道德和价值信条呢？

总体说来，在价值判断上，唯一成立的立场只能是批判性的相对主义（critical moral relativism）。这意味着，在没有批判性的审视之前，我们既不应该立即承认也不应该立即否定某一价值训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及其普世性。

最后，就“普世布道”而言，由于我们必须坚决拒绝“普世道义（体系）”且必须保持对具体的道德和价值信条的批判审视态度，我们也应该坚决拒绝“普世布道”，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因为所有的道义体系都是某一个社会的历史演进的特定进程的产物，所以我们无法肯定在一个社会中移植另一个社会的道义体系会成功。而即便是移植特定的道德和价值信条，我们也无法肯定这一个特定的信条在另一个社会就一定能够和这个社会既有的道义体系中的其他信条和谐相处。

更糟糕的是，绝大部分时候，“普世布道”精神驱使下的大规模社会再造（grand social engineering）带来的灾难要远比小心翼翼的社会改良（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要大得多，无论是输出革命还是输出民主。

我们要鼓励对自己和他人的道德训条进行相互批判和借鉴：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改善我们各自的道义体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能否对自己（包括自己群体）的道德训条进行自我审视和批判是一个人是否真正拥有批判精神的试金石。这是因为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而批评自己就会困难的多：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和族群中心主义的。在这点上，西方的知识分子（比如福柯、乔姆斯基、沃勒斯坦等）似乎比我们做的好的多。】

支持什么？抵御什么？

经过以上的讨论后，我们可以大致支持以下的几个立场。

1）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社会的精英（包括学者），都应该有普世情怀。

2）学者都应该有追求一些普世知识的心愿和努力。

3）我们必须坚持对知识和任何其他观念的批判态度。某种意义上来说，秉持批判态度是人类（知识）进步的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动力。【按照我的新现代性的提法，所谓的“启蒙”的精髓就是一种永恒批评的精神。】

4）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自己或者他人的“道义体系”是普世的。但同时，我们又不应该否定确实有一些道义信条是普世的。

5）我们一定要拒绝“普世布道”，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警惕一下这些危险的立场。

1）没有“普世关怀”至少是不足取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没有“普世关怀”有可能先害人而害己。

2）认定自己的道义体系是唯一正确的立场是危险的，是人类社会的敌人。

3）用“普世布道（的精神和行为）”去推广某些特殊的价值是令人恐惧的：它通常是人类社会的敌人。

4）宣称自己的价值体系是“普世的”（或者说是把自己特定的价值体系伪装成为“普世的”）是危险的，也是虚伪的。这通常有两个做法。A)直接宣称自己的价值体系就是“普世的”；B)宣称自己的价值体系是正确的“科学知识”（即所谓“真理”），因此自己的价值体系就是“普世的”。两者殊途同归，但是第二种更加隐蔽，更加危险。因为它一旦成功，它就拥有了制约我们批判思维的力量。

5）我们并不需要发展“普世的”道义体系去抵御西方或者任何其他的普世布道。坚持道义体系的地方性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去抵御“普世价值体系”和“普世布道”。但这又不代表我们不能在经过批判性的审视之后接受一些自己的和别人的特定的道义价值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