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与“口号型”文章决裂！” 短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50期4版（评论版）上发表后（http://sspress.cass.cn/news/16118.htm），引起了一定关注。由于这篇文章较长（全文约有5000字），《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编辑同志做了大量删节，而且将其中被提到的文章的作者名字和发表的刊物的刊名都删去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现将这篇短文的“重要说明”部分放在这里。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上一篇文章中被提到的作者的支持。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谭秀英编辑和《当代亚太》的周方银编辑的诚恳，感谢李开盛同乡的宽容。他们的支持是中国学术进步的动力和标志之一。【这不意味着他们同意我对其他作者或文章的批评。文章的批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

【原文中的说明】

【在进入实质性批评之前，有必要做几点申明和说明。

首先，我之所以要呼吁与这三类文章决裂，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事实上，我之所以要呼吁与这三类文章决裂也是给自己树一个标准。

其二，我没有任何人身攻击的意图。我对每一位以下被提到的学者都心存尊重。他们曾经或者将会做出很好的研究，而我也相信并衷心希望他们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以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

其三，我很清楚自己这么做有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我愿意为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付出的一点代价。因此，我也希望以下这些被批评的工作的作者们能够对中国的社会科学进步作一点“自我牺牲”。进步经常需要牺牲，包括自我牺牲。

第四，我所讨论的是研究型文章中的“标签型／判定型”文章。纯粹的政策性文章不在我的讨论范围。纯粹的政策性文章不需要贡献新的知识，而更多地需要告诉我们怎么办。因此，政策性文章注定是“口号型／呼吁型”的。但显然，好的政策应该是基于好的科学研究之上。因此，空洞无比的政策性文章也是需要被决裂的。

第五，我的讨论不涉及以下这些作者对某些学说的理解和运用是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即便这些作者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他们的文章仍然不是足够好的研究型学术文章。】

对质疑的回应

在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反响不小。大部分可能是支持的，但也有一些质疑。从目前看，这些质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      “我要炒作自己”。

a)        这种质疑是最肤浅和低级的（但又通常是最有效的）做法：如果你不能驳倒对方的意见，你就搞臭对方 (“If you cannot kill the message, kill the messenger.”)。这是不成立的：我的意见是我的意见，你要冲我的意见来。

b)        我不需要炒作。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是第一位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学者（我对政策的影响不大，至少目前如此）。

c)        另外，我要炒作自己不要这么做吧：我这样做可能会拿不到基金，发不了文章（至少在一些杂志上会如此。）相比之下，吹嘘自己更加没有风险。

2.      “我没有资格”（比如，我不写中文文章）。比如，一位同行这么说：【世平兄当务之急是多写出被人承认和引用的大作来（光写点英文文章，不算什么本事）。】这些同行没有读过我的东西。我有足够的中文著述。而且我还不一稿多投（英文翻译成中文都是征得了同意的，也清晰注明）。我发过两篇《中国社会科学》，我也出过专著，编过一本书。我的文章被人大资料收录的有好几篇，上过《新华文摘》（封面文章），《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特别推荐，进过《领导参阅》（全文连载）。【这里我要再次强调，我不认为自己的东西就一定都足够好，我写决裂也是给我自己设一个标准。下一篇决裂我就会批自己早期的一篇文章。】

3.      “标准应该不一”。 陈春龙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26对我的文章的回应中提出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新标准。

a)        陈春龙先生提出的第一个“新”标准是 “维护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一点我同意：我在很多地方都强调过，科学的唯一目的是“人民的福利”（有兴趣的可以到我的个人网页上看“如何做好的社会科学”的PPT文档）。不过，我想说，只有追求真正的知识才有可能达到“真的知识（true knowledge）”，而只有“真的知识”才能够最终对国家和社会有用处。比如，李森科的遗传学被当时的苏联体制和领导人认可，可是对整个苏联的遗传学是一个大灾难。杜布赞斯基，这位现代遗传学和进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如果没有离开李森科遗传学即将统治的苏联，是不可能创立他的理论的）。假的知识只能够祸害国家，而没有知识不能造福国家。我想这一点陈春龙先生应该是同意我的观点的。【关于李森科和他造成的科学和人道主义灾难，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rofim_Lysenko;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369.htm】

b)        陈春龙先生提出的第二个“新”标准是对知识要有“高标准”、“中标准”、“低标准”。这有点让人匪夷所思：这第二个“新”标准不就是让我们没有标准么？！再说，我清楚地说了：“最后，如果学者要进行呼吁，比如我们该研究一个新问题，告诉我们该怎么研究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这样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浪费的资源最少。”也就是说，我不是不让大家呼吁该研究一个新问题或者告诉我们该怎么研究一个问题，而是不要在学术杂志上喊这样的口号。这样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减少很多碳排放。陈先生好像没有看到这段话。

最后，有人会说，政策性的文章另当别论吧。我同意：政策性的文章很多时候不能有太多的篇幅来进行论证。不过，好的政策性的文章必须有好的研究作为支撑。这是因为所有的政策都是基于某一个理论：我们应该做A,因为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目标B。那我们一定要问：你怎么知道A一定能导致B?。如果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才算是有点政策头脑，否则就没有。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必须有理论。而目前我们许多看起来是政策性的文章事实上是在假装是政策性的文章，因而是“假装是知识”【这类文章是我第三篇“决裂”文章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