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本来对于维新派有着情感上的同情与认同，然而他却不是一个主张进行激进变革的人，而且他坚持他只应当是皇帝和太后之间的调解者而非摩擦的制造者，因而翁同龢几乎同时受到来自于两方面的不满与压力，维新派将他视为阻碍进一步变革的保守力量而慈禧太后则怨恨他将维新派引荐给光绪皇帝的行为。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想念光绪皇帝进行维新的决心，然而翁同龢的去职却无疑使得变革派与光绪之间原本就很脆弱的联系与权力条件变得更加脆弱不堪。6月15日翁同龢被罢黜了所有职务，自此以后，维新派与光绪皇帝之间联系的有力中间人再也没有出现过，而光绪帝下旨维新派可以直接上书言事的做法则显然进一步刺激了慈禧太后敏感的权力神经。政变前的情况是维新派将慈禧太后当作是阻碍变法与进步的根本障碍并力求促使光绪帝发挥乾纲独断式的作用，然而光绪帝在心理上与实际行为上却显露出对于慈禧太后的惧怕。

梁启超建议湖南士绅官员在必要时仿效日本的长州、萨摩等藩首先脱离北京政府的控制而进行试验性的变革尝试，然后将变革由省份自治推向全国。但是，梁启超忽略了日本长州、萨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自身具备更大的独立权力，而当时湖南省包括中国境内的任何一个省份都不具备那样的独立权力，结束清王朝命运的辛亥革命也只是在南方及东南沿海大部分省份被革命所感染的背景下才首先发生在湖南并迅速波及全国的。在湖南总督张之洞有意接触变法运动时，他邀请维新派人士到湖南进行活动，而在张之洞有感到变法派过激的言论其矛头直指清朝帝制并可能造成颠覆活动时，便又立即将维新派人士赶出湖南省。

变法派自身的缺陷在于，他们妄想与君主专制政体的最大受益者合作来结束君主专制政体本身。

变法派缺乏一种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来有效地支持和贯彻他们所提倡的政治纲领，然而这只是就内部而言的，或者能够称得上变法扔组织体系的是他们在巨大阻力中所作创建的学会和报纸机关。康有为1895年8月在北京建立的强学会是变法派每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团体，它的创立不仅吸引了同情变法的众多高级官员，而且很快在其他省份引起响应，但是，强学会不到五个月就被御史弹奏而强制解散了，这时变法运动在它的两个中心活动地区北京和上海同时受到了清廷的打压。就外部而言主，在变法运动遭到打压的时候，变法派几乎难以寻求可以支持他们应对打压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持力量 。在1898年那场宫廷政变中，变法派绝望地寄希望于一个编练新军的袁世凯来帮助他们解除危局而终于遭到失败。

就连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由变法派起草、光绪皇帝下诏实行的那些变革的具体纲领与措施本身也很难说会是切实可行的，在此之前康、梁从未游历过西欧进行实地考察而更多地是受到中国沿海西方影响的耳濡目染，另外变法派也没有或者说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的方式促使法令得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