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地震的幸存者来说，还有两类人群也需要心理疏导和干预，分别是参与救援的人员以及受灾群众的外地亲人。但相对而言，这两类人的心理健康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虽然没有像幸存者那样亲身经历地震那一瞬间的感受，但救援人员也会见到很多惨烈的场景，一样会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必须要在当时压抑自己的这些感受，投入到救援的工作当中去。而且，即便是在救援完成以后，他们这些压抑的情绪也很难找人诉说。因为在别人眼里他们是坚强和勇敢的象征（特别是部队、武警），是不应该害怕或担心什么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如果没有一个宣泄出来的渠道，积压在内心里面都是一种折磨。

而且，由于灾区救援任务紧迫，救援人员都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错过了时间，可能就错过了拯救一条生命的机会。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自然难以保证。如果是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但还是要强忍悲痛组织救援的官员来说，他们的痛苦绝不亚于任何人，甚至可能更大。

早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心理专家就曾经预言，地震半年或一周年的时候将会是自杀的高峰。结果分别在这两个时间段，董玉飞和冯翔两个官员分别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他们选择自杀各有原因，但毋庸置疑的是，内心巨大的痛苦和压力无人理解是他们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

所以，越是平时看起来坚强的那些人，他们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无人可以诉说，发生心理危机的可能性更大。而且由于这些人很少主动寻求心理援助，这就给心理干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对于另一人群：受灾群众的外地亲人来说，他们的心理反应主要也以急性的应激为主。由于不在现场，他们迫切想要知道受灾亲人的情况，有没有受伤？伤情严重不严重？有没有余震？因为自己不能对这些事情产生影响，所以会更加焦虑和紧张。

如果他们所关心的人在这场地震中遇难，作为亲人的他们则更容易产生自责和愧疚的心情。埋怨自己为什么当时不在现场，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这样的一种情绪也会在半年或周年祭的情况下达到一个危险的水平。董玉飞和冯翔的自杀，自己的亲人去世也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亲人的丧失是巨大的心理创伤，即使不在现场，也是非常强烈的。

救援人员和外地亲人的心理问题，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难以识别。但是，如果整个社会能够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给予足够的社会支持，提供心理干预的渠道，也可以把这种危险降低到最低程度。

心系雅安，寻找每一个生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