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奇“石”之谜14]

“红学”——曾因其不光彩而被人避之

“红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光绪初年。在《绘境轩读画记》中有个为《红楼梦》加的小注云：

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

光绪末年，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

说部荒唐遣梦魔，黄车掌录恣搜罗。

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老索多。

诗下并有小注曰：

都人喜谈《红楼梦》，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鄙人著《黄车掌录》十卷，于红学颇多创获，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证之。

在1914年的《文艺杂志》第八期，均耀的《慈竹居零墨》中有这样一段话：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所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经”繁体字“少三曲”，正是“红”字。均耀之文发表于民国初年，所记朱昌鼎之事，应是在清末。也就是说，清代的“红学”，还只处于趣谈的阶段，远未形成“学”，还被人引为笑噱。

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兴起了《红楼梦》研究，并出现一些论著，如：1915年出版了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紧跟着1917年出版了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1921年胡适出版了《红楼梦考证》。该书开始就强调：对于《红楼梦》应进行考证，主张：

只须用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接着便对《红楼梦》索隐者攻击道：

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并对《红楼梦》索隐中的几派都进行了批评，包括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称其为“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背景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也包括蔡无培的《石头记索隐》，称其为“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认为：他们都是“很牵强的附会”。

在蔡元培和胡适的著作及争论中，所涉及的都是“索隐”、“考证”一些词，都不曾提及“红学”，既没有自称，也没有称对方。那么“红学”一词又是怎样兴起的呢？

第一次将“红学”一词运用于蔡、胡争论的是顾颉刚。1923年3月他在为俞平伯《红楼梦辨》所写的“序”文中，有一大段是谈“红学”，“旧红学”、“新红学”的。他写道：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从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专欢喜用冥想去求解释。猜度力的敏锐固然是好事体，但没有实际的材料供它的运用，也徒然成了神经过敏的病症；病证一天深似一天，眼睛里只看见憧憧往来的幻象，反自以为实历的事物，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种研究的不能算做研究，正如海市蜃楼的不能算做建筑一样。所以红学的成立虽然有了很久的历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上的攻击。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的，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点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

顾颉刚在这篇文章中不仅两次提起“红学”，而且提出了索隐派为“旧红学”，考证派自传说为“新红学”的概念。后来人们便沿用这些提法，一直到1954年。

1954年开展批判俞伯平学术思想运动。这次运动的发起源于毛泽东同志于1954年10月16日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同志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上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这封信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核心是什么呢？——批判“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这种错误即指：《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具体来说就是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自传说，或说“新红学”。实际上，将《红楼梦》研究中的索隐派，也就是“旧红学”也一起批判了。从此“红学”这个词，更不必说什么“新红学”、“旧红学”了——都开始在社会销声匿迹，直到1980年6月，时间长达26年。

（紫军、霍国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