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考证曹雪芹》（二）

考证曹雪芹·序

1982年霍国玲向上海全国《红楼梦》研讨会提交了一篇论文《曹雪芹生辰年月考》。从题目便可看出，这篇论文属红学中的“冷门”。三十多年后霍国玲、紫军提供给广大读者的，已不是一篇考证文章，而是一部学术专著——《考证曹雪芹》。该专著所涉及的题目十分广泛，除继续深入考证曹雪芹的生日外，还考证了曹雪芹的卒日，曹雪芹的名、字、号，曹雪芹曾被封为“侯”，并论及了曹雪芹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等等。其中有些已被“红学”界判为“死结”（如曹雪芹的父亲是谁），也有些尚无“红学家”涉及（如曹雪芹的母亲是谁、曹雪芹曾封为“侯”等问题）。

    所谓“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对于一部小说的研究，有“专业”与“业余”之分，是种“怪事”。此前已出现数位红学大家。在他们成为大家之前，无一不是“业余”研究《红楼梦》者。比如王国维是研究国学的，但写出了《红楼梦研究》。蔡元培是革命家，曾做北京大学校长，《石头记索隐》是做校长时“业余”写成的专著。胡适留学美国，学的是哲学，回国后是在北京大学做哲学教授，《红楼梦考证》是教哲学之余写成的。俞平伯开始写《红楼梦辨》时仅仅21岁（1900年生）。他曾在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中写道：“欧游归来的明年——1921年——我返北京。其时胡适之先生正发布他的《红楼梦考证》，我友顾颉刚先生亦努力于《红楼梦》研究，于是研究的意兴方感染到我。”周汝昌1947年开始研究《红楼梦》，其时还是北京燕京大学外语系学生。1953年出版《红楼梦新证》时，是四川大学外语系教师。王昆仑是社会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却于20世纪40年代初，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红楼梦人物论》，共19篇，至1948年结集，用“太愚”笔名出版。

    “石学”（系研究《石头记》的学问，此文稍后将论及）研究者倒觉得“业余”的“帽子”是一种光荣。自己搞学术不拿国家一分钱，却为国家作出贡献，同那些拿着纳税人发的高薪，住着国家提供的大房子，却做着“学术骗子”、“谣言制造者”丑事的“家”们相比，殊荣殊耻，即使是小学生，也能判断清楚。

    就以80年代初期霍国玲写的那篇《曹雪芹生辰年月考》来说，并不因霍国玲是“业余”者，而降低该文的价值。后来专门搜集与研究过曹雪芹生辰的徐恭时老先生读到此文后，倍加赞赏，曾写道：

雪芹的生年既难论定，他的诞日，更是难题。研究者也提出九种异推，今亦采一说，暂系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公元1715年6月4日）。

曹雪芹的生日，更乏直接线索，今见及有十五位研究者文章中考论，计有：四月中旬、四月下旬、四月二十六日、五月初三日、五月初七日、五月初十日、五月、五六月间、六月（六月前后）等九说，霍国玲作《曹雪芹生辰年月考》稿，推论于五月初三日，论据有新见，今暂采此说。

并呼吁于1995年6月4日“举行曹雪芹诞生280周年的纪念佳辰，为一代文豪抒敬仰之情。” 

    同样道理，不能因以前的红学家没有对曹雪芹的生辰、卒日、其父为谁，其母为谁等一系列问题论述清楚，就可断言，在这些问题上，后来者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本书是否已对曹雪芹的研究有了突破，读者自会评论。这里所要介绍的是：“石学”（研究《石头记》的学问）将会解决“红学”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死结”，这是对曹雪芹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趋势。

    “红学”为什么已经把故纸堆翻腾了多少遍，仍旧无法考证清楚诸如曹雪芹生于何时，卒于何日，其父为谁，其母为谁等等一个大作家最基本的情况？

    ——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乾隆曾利用编纂《四库全书》之机，禁毁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包括曹雪芹的带有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因《石头记》不可能彻底禁毁，乾隆便推行阉割、篡改本——百二十回《红楼梦》小说，以期将读者引入歧途。其结果是：乾隆的目的达到了。他最终将一部包含正（小说）、反（历史）两面的“奇书”，改造成了一部单纯的小说，完全违背了曹雪芹的意愿，使读者难以通过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小说看到其背后隐写的历史。

其二，乾隆删削、篡改了黛玉原型竺香玉皇后（雍正的第二任皇后）及曹雪芹的母亲康熙十六公主的历史档案，使后人难以了解到有关的历史真相。

“红学”的考证主要是由“考证派自传说”来进行的。该学派的研究方法是：从历史资料中考证曹雪芹的生平及家世，然后将其考证结果与《红楼梦》小说附会。

请看！这个学派所应搜寻的历史资料，已被当时的统治者删削、篡改得所剩无几。当将这些残缺不全的史料，与已经遭到阉割、篡改的小说进行附会时，其结论会是怎样，可想而知。

    “红学”考证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并非考证者没有才华，或者没有付出艰辛的努力。

    “石学”的考证与此全然不同。

    “石学”是研究《石头记》（脂砚斋全评本）的学问。这部著作的基本特点是带有全部脂砚斋批语，正文最多只有八十回，其书名叫做《石头记》（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部著作看似不完整，实则是一部有正（小说）、反（历史）两面的“全璧”。

    《石头记》在开篇时便明言：创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一位“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女子作传，而且“因为传他，并可传我”。——这部书是曹雪芹“滴泪为水，研血成墨”哭成的，“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石头记》为之作传的女子是雍正帝的竺香玉皇后，为她作传的同时，作者曹雪芹也为自己作了传。该书既然包含着曹雪芹的自传，他的父母姓甚名谁，他生于何时何地，一生主要经历，必然隐写于书中。

    曹雪芹“因为传他，又可传我”，独创了一系列写作奇法、秘法。脂砚斋批语的核心部分系出自曹雪芹之手，其目的在于引导读者破解这些写作“奇法、秘法”，进而揭示书中的隐史。

    “石学”正是探索曹雪芹所著《石头记》内在规律的一门学问，通过这种探索，也就挖掘出隐写于书中的曹、竺二人之传记。

    我们现在这部著作——《考证曹雪芹》——内容是对曹雪芹生平及其家庭的考证。既然曹雪芹已经将自传隐写在了《石头记》中，作为研究者只要在脂砚斋批语的指引下，一步一步认真探索该书的内在规律，也就必然能够达到真正了解曹雪芹及其家庭的目的。——“石学”将这种考证称作“内证”。

    “石学”研究者也十分重视对历史资料及实物、遗迹的考证。这种考证可与“内证”相辅相成，也可对内证的结论作出验证。——“石学”称这种考证为“外证”。

    当我们将“内证”与“外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红学”考证遗留下来的难题、“死结”，便可迎刃而解。不仅如此，对于“红学”未曾涉及的问题，也可取得可喜的成果，比如对于曹雪芹母亲的考证，乃至对其母生辰和卒日的考证。

    记得顾颉刚在将考证派自传说与索隐派进行比较时说：

并不是从前人特别胡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

    当我们将“石学”考证与“红学”考证进行比较时，可以套用这句话：并不是从前人特别胡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方法都改过来了。不再是研究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而是研究《石头记》（脂砚斋全评本）；其研究方法，不再是单纯地依靠残缺不全的史料，而更重视挖掘曹雪芹自己隐写于其书中的曹、竺二人的传记。                                                                                                   紫军 2014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