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味《石头记》周末谭（5）]

我国学术上已完成从研读阉割、篡改本《红楼梦》

到研读原本、真本《石头记》的转变

一、“红学”的产生

 关于“红学”的产生，下面引三个材料。

1、清代《绘境轩读画记》中写道：“（曹雪芹）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此处有注曰：“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

此条史料记载了时代——光绪初年。光绪元年是1875年。

2、清代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诗曰：

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

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

诗下有小注：

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鄙人著《黄车掌录》十卷，于红学颇多创获，惜未遇深于此道一证之。

文中提到的“戊戌”为光绪二十四年，公历1898年。

3、清代《慈竹居零墨》载：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所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经”的繁体字“經”，“少三曲”，正是“紅”（“红”）字。

以上三个材料，说明在清代，自光绪初年开始到宣统年间，《红楼梦》非常流行。特别在士大夫中间，以谈论《红楼梦》为时尚，相互矜夸，沾沾自喜。清代时的“红学”虽称作“学”，但是连学问都算不上，即使当时的国人，也是嘲其为“笑噱”。

二、“旧红学”和“新红学”都是研究《红楼梦》的产物

清代时，曹雪芹的《石头记》是违禁之书。流行于社会的只有“程高本”《红楼梦》小说。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1912年（民国元年），有正书局石印出版了“戚序本”《石头记》。

“戚序本”《石头记》与社会上流行的“程高本”《红楼梦》在书名、回数、有无脂批三个方面都有很大差别。而“戚序本”《石头记》产生的时间，要比“程高本”《红楼梦》早，是曹雪芹著作的原本。特别是书前有戚蓼生的“序”——称《石头记》一书的基本特点是：“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与《红楼梦》的“小说”特点，性质上截然不同。但是当时并没有人去做这种比较研究，做出孰为真本，孰为伪本的分辨，而是仍依据清代形成的“习惯”，将《红楼梦》作为研读对象。当时人们只看到《石头记》和《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正文，必由同一人所撰，便认为：这是一部书的两个书名而已。尚无人认真思考第一回的开篇：“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在其后谈到书中的几个书名时，都只有谈及四个书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没有一个版本提及《红楼梦》。作者以此向读者说明：《石头记》与《红楼梦》是两部书（一个真本，一个伪本），并不是同一部书的两个书名。在这种背景下，《红楼梦》研究出现四部影响较大的专著：

1916年王梦阮、沈瓶庵出版了《红楼梦索隐》。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

1921年胡适出版了《红楼梦考证》

1922年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辨》。

上述事实说明：1912年曹雪芹著作的原本“戚序本”《石头记》的出版，本应是轰动全国的文化喜讯。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不仅在社会上，就是在学术界也是反应平平，最多如同水面上出现的涟漪。这说明：辛亥革命尽管已推翻清王朝，改朝换代，但是乾隆的“文字狱”给国人牢牢套上的精神枷锁，甚至长期不得解脱。

上述四部著作中的前两部属“索隐派”代表作，后两部属“考证派自传说”代表作。

胡适进行的《红楼梦》研究采取的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运用到学术研究时，则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研究方法。在《红楼梦》研究上，他提出的“假设”是：贾宝玉写的是作者曹雪芹自己，贾家写的是曹家。然后采取考证方法证明自己的假设是正确的。他写道：

我们只需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常范围。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作出六条结论，最后一条是：

《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实的自叙；里面的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胡适批评索隐派，认为：“他们并不会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在这次争论中，胡适的考证派自传说占了上风。对于这两个学派，人们习惯地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称作“旧红学”，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自传说”为“新红学”。

三、1954年批“俞”运动，对新、旧“红学”都给予了否定，中国已没有了“红学”和“红学家”

然而到了1954年，开展了批判俞平伯学术思想的运动。俞平伯是胡适的追随者。批“俞”，实际上就是批“胡”，批的是整个的“考证派自传说”以及研究方法“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当时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假设”来自主观意识，“求证”是为了证明“主观意识”的正确——其所表现的正是唯心主义。具体到胡适所研究的《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纯粹的小说。所谓小说，是作者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头脑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及事件，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及事件，绝不能与现实画等号，将《红楼梦》看成“一部隐去真实的自叙”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批判“新红学”“考证派自传说”的同时，也批判了“旧红学”——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

“红学”，不论“新”“旧”，都混淆了文学艺术与学术研究的区别。关于文学艺术，欧洲流传着一句名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意即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都是文学家、艺术家头脑中的产物，不属于有规律性的客观事物，因而对其研究，也就不可能形成“学”、“学科”。正是这个原因，自1954年以后，再没有人将《红楼梦》研究称为“红学”，更没有人将《红楼梦》研究者，称为“红学家”。感兴趣的《红楼梦》爱好者可以去查一查全国自1955年到1980年6月之间的各种报章杂志，便知：“红学”、“红学家”已从当时的词汇中删除得一干二净，而且再没有人将“红学”、“红学家”的帽子，看作光荣的冠冕，往自己头上或所尊敬的人头上戴。1979年12月吴恩裕教授夜间伏案工作，突然停止了呼吸。其后《红楼梦学刊》上刊出多篇诗文。诗文中谈到吴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时，没有人说他所研究的是“红学”，谈到吴先生是《红楼梦》研究者时，也没有人在他的名字前冠以“红学家”的字眼。

四、自1950年代到2000年代学术界完成了从研读《红楼梦》到研读《石头记》的转变

新、旧“红学”的学术思想都源于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因而1954年的批判大体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就是：中国的文学经典有很多，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对这些著作也都有研究。这些研究，为什么就没有被称作“学”？我国并无“三学”、“水学”、“西学”。世界上经典文学作品就更多了，其研究也汗牛充栋，比如，同样没有将《战争与和平》的研究称作“战学”、《人间喜剧》的研究称作“人学”。只要做出这样的比较，便会发现曹雪芹著作具有特殊性，使得曹雪芹著作的研究，也有其特殊性。否则为什么约在一个半世纪前，人们就开始戏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

原来曹雪芹著作的特殊性在于作者公开宣称：该书有“真事”“隐”在书中，正是这个原因，研读者才去探索书中的“隐”人、“隐”事，而其他任何文学书籍都没有这种现象。但是研究《红楼梦》而形成的“红学”却是一条死胡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此早在1950年代，学者们便开始探索曹雪芹著作研究通向解得“其中味”的真正的路径。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两个世纪相交。

1、自1955年便开始重视对曹雪芹著作早期抄本的影印出版工作。最早影印出版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后来“甲戌本”、“戚序本”、“己卯本”“蒙府本”等都有了影印本。

2、开始重视脂砚斋批语的汇集并出版的工作。早在1960年便出版了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又相继出版了陈庆浩和朱一玄脂评汇集著作。

3、重视汇集历史上研究曹雪芹及其著作的资料汇集和出版的工作，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54年12月出版的一粟编《红楼梦卷》。

4、一些学者转向曹雪芹著作的早期抄本的研究。最早的研究文章是1965年吴世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论》，载《中华文史论丛》1965年第6辑。

5、1995年发表了霍国玲《带脂批的八十回〈石头记〉即曹著之全璧》，载于《红楼解梦》第一集。

6、2006年发表《乾隆—和珅是阉割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的罪魁》等文（载于《红楼解梦》第六集）。论证了社会上流行的《红楼梦》实是乾隆“文字狱”后，对曹雪芹原著的阉割、篡改本，即伪本。曹雪芹的原著是《石头记》（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戚序本”是定稿本。

在研究曹雪芹原著《石头记》的基础上，霍国玲、紫军等人写出100多篇论文，创立了“石学”（《石头记》研究），且成果累累，计有：论著达12种15本，近400万字，并出版了校勘本《石头记》（脂砚斋全评本）。

至此，我国在曹雪芹著作的研读问题上，完成了从研读阉割、篡改本《红楼梦》到研读原本、真本《石头记》的转变。

紫军、霍国玲（010—82598181）

2021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