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古今中外诸大哲那般， 熊先生的外王学 是以其内圣之学，也就是心性形上学为基础的，两者 紧密相连，结合成一不可分的整体。当今研究者多重 其内圣之学而轻其外王之学，显然不合逻辑。须知熊 先生在《新唯识论》中一再标举“体用不二”为其哲学 体系之总纲。 所谓用，并非仅只个人的道德实践，而 更是指此一形上本体在世间之实现，这才是大用。因 此他最终才会由佛返儒，只因感觉佛道耽于空寂，缺 乏刚健活泼的气象。 因此，气魄恢宏的熊先生才会 最终归本于“天行健”的大易。 也因此，当他于 1944 年写完《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完成了内圣之学的建 构后，就开始构思其外王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