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命题很大，实际上跟李约瑟的“现代科学为什么没诞生在中国”一样，真要分条缕析地回答起来，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大部头了，扉页印上本人1寸黑白免冠照，在国家图书馆的玻璃柜里陈列着。

其实没必要长篇大论，我就简单谈一谈，不足之处还望大家指正。

大家公认的现代科学的发端，是天文学的革命，代表性的就是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而作为现代科学的分支——现代医学，它也同样有发端，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生理学的复兴。意大利的达芬奇（1452-1519）将液体蜡注入体腔、做出连续切片、从而画出细致入微的解剖图谱，到日耳曼人维萨里（1514-1564）真正奠基了现代解剖学、推翻教会支持下独占上千年的“四体液学说”，再到英国人哈维（1578-1657）发现血液循环、开创了现代生理学，这一些系列的进步，犹如原子核碰撞的级联反应，一旦产生就不可停止，产生越来越巨大的能量，直到把陈旧、错误的传统医学轰入历史的垃圾堆。

可见，解剖学的革新，对于现代医学产生非常重要。

用一位中医的话来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可是有这样真知灼见的中医，真是寥如晨星。这颗晨星，就是王清任（1768-1831）。他对人体解剖结构开创性的研究，使得中医也有独立发展成现代医学的可能。

人体解剖在古代中国也是一个禁忌，不过这个禁忌没有西方那么大，别人动不动就要被判为异端、上火刑架的，而在中国则没有这种生命威胁。更多的禁忌是中医理论过于强大，过于陈旧，错误实在太多，真有人一板一眼地计较起来，那中医理论早就被推翻了。

中医最怕什么？怕的是以四大经典为基础的中医理论被推翻。如中医理论推翻，中医就不存在了。四大经典分别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中医眼里四大经典不可置疑、不可推翻。因此中医的历史观很奇葩：在遥远的古代，四大经典出现齐备那一刻起，中医理论的大厦就盖好了，一砖一瓦都动不得。在中医眼里，人类是在不断退化，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好的，今人比不过古人。

因此，在中国古代要推翻、哪怕就是稍微质疑下四大经典，都需要很大的胆识。王清任就是这样有胆识的人，可能跟他出身于武秀才有关，没有儒生们那种之乎者也的条条框框。他不避恶臭、肮脏，到乱葬岗寻找饿死的孩童、到行刑场翻动死囚的尸体，通过观察、剖视，对中医理论里漏洞百出的人体解剖知识进行修补。他没有因为是老祖宗说的，就动不得、改不得。比如，他发现尿不是粪便的渗出物，证明《黄帝内经》描述的尿液产生机制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质疑《黄帝内经》的“心主神明”，认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这里要说的是，作为一个中医，王清任的观点是很先进的，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王清任的认识早已经落后。比如发现大脑是思考器官、而心脏不是，古罗马医生盖伦（129-200年）早在1600年前就认为大脑是主管感知、感觉、运动的器官。

不管怎样，这两个大耳刮子足可以扇翻伪书《黄帝内经》的立论基础。就像当年小心谨慎的哥白尼，在他生命最后几年才敢发表《天体运行论》，王清任也同样担心自己的发现，会引起中医界的反弹，于是直到他去世前一年（1830年），才将那本汇聚他一生心血的《医林改错》出版发行。

不出所料，那些把《黄帝内经》奉为皋圭的中医们的确坐不住了，他们这样嘲讽王清任：“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便可驾圣贤而上。”“医林改错，越改越错！”无一字不错的伪书《黄帝内经》真成不能质疑的“圣贤”书了！

说实话，限于时代的局限，王清任的错误也是很多的。比如，他的确对尸体解剖发生兴趣，却没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古罗马医生盖伦解剖活狗时，发现动脉流淌着鲜血，而非空气。一旦动物死亡，动脉血就迅速排空了，这给人造成动脉是输送空气的错觉。王清任仍然认为动脉是“行气”的。可能原因是，如果王清任真去解剖动物，并将动物解剖知识运用到人身上，中医们又会嘲讽说： “将人比于禽兽，可笑可叹！”

梁启超先生这样评价王清任：“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者！”可惜，王清任引发的解剖学变革，对中医的发展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没有出现西方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过渡那样的“级联反应”。传统、腐朽的中医理论，尊古、守旧的学术风气，是扼杀这一变革的主要原因。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在现在，还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扼杀仍然在不断的上演。 秉持唯物史观的执政党，居然支持这种完全与之相左的历史观，实在令人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