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解读《论语》的方法（之一）

《论语》共500余章，大多是孔子与学生或其他人对话的记录，故有许多章头句是“某某问X”，接着说“子曰：……”，即摆出孔子的回答。但古人为文太精炼了，能省的词语统统省略：“问X”自是“（向孔子）咨询一个关于X的问题”的意思，但X常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具体指什么问题，就不作交代了。因此，要读懂这些章，必须首先“设定=相信”孔子不会“答非所问”，据以思考他答话的内容同“X”的关系，才能确定“问X”究竟是问什么，然后反过来对孔子的回答细加推敲，以求对所问和所答都做出最合事理逻辑的解读。如果径直将“问X”理解、翻译为“问X是什么？”给出的译文就可能“所答非所问”，让人读不懂了。——这，该说是“无师自通的”，不必拿来作为“方法”教人，但不知为什么，许多名家竟无视解读《论语》的这个“不二法门”，以致他们的译文往往似通非通，还显得“答非所问”。下面举例明之：

一，13-16章全文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按上述思路也即“方法”，叶公所问和孔子的回答都容易获得准确的了解，从而做出例如这样的翻译：叶公请教（孔子），认定为政者政绩好的标准（应）是什么。孔子回答说：他的国家（或管辖地区内）的民众（“近者”）对于生活在他治理的这片土地很是满意（因而不愿意离去），别的国家或境外的人则很羡慕他治下的居民，纷纷投奔而来（这就说明他很有政绩了）。——你认为对此章作这种解读不会有错吧？但下面三家的译文却是：

1、杨伯俊著《论语注译》：“叶公问政治。孔子道：‘境内的人使他高兴，境外的人使他来投奔。’”——很明显，译者认为叶公问的是“该怎样搞政治”，亦即“如何对民众施治”，他对孔子答话的解读，与这问题也还“相配”，而且不违孔子思想。但同样很明显，将“政治”直解为“对民众施治”，并不中肯，故此解不如上述理解来得自然；特别是，“悦”和“来”在原文中明明是对“近者”和“远者”做陈述，这译文“反主为宾”，当作及物动词，视“近者”和“远者”为“处置对象”了。这就像是有意的曲解。

2、刘强著《论语新识》：“叶公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使近处的人心悦诚服，远方的人自然来投奔。’”——也很明显，这译文体现的思路同于杨著，但更加“不堪”：“问政”未必是泛泛地咨询“为政之道”，果如此，孔子的回答就太片面太偏颇了；民众作为被统治者，只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状况来评价统治者，更只会据以决定是否“逃离此地”，决谈不上对统治者的“治法、举措”是否“心悦诚服”。可见译者不是凭着事理逻辑细心体认所问和所答的实在内容，然后做出“转述”，而像是把这组问答引发的一个“有关感想”表述出来，就当作原文的翻译。

    3、杨逢彬著《论语新注新译》：“叶公请教执政之道。孔子道：‘只有境内的人欢悦，境外的人才会来归。’”又在考证中说：此章若真是杨著译文的意思，按论语的句法，应作“近者悦之，远者来之。”足见杨著的理解有误。——但我要说：他这译文也至少有三个不当之处：将“问政”译作“请教执政之道”，也属望文生义的“泛译”；孔子“道”出的话明显是两个并列句，译作表达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条件复句，显是刻意“添字为解”，而且，这样对“执政之道”作说明，像是有意“答非所问”，敷衍对方，可孔子这样表现没有“语境根据”。

    对《论语》中这好懂的一章，三位颇有声望的注家何以做出不当甚至“不堪”的翻译？我以为，只能解释为他们太自负了，以至无视本文前面提到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