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骄 傲

讲老实话：我真地很骄傲。不过我的骄傲具有“特色”：不是“恃才傲物”，而是“恃德慰己”；就是说，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时，我总是以自己“占理”为安，追求以此骄人，欣赏的是这种气度：“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两句话引自《孟子》，原文中无“不”字，我认定有误，就添加了: 在这里，“自反”是“反躬自问”的意思，“缩”是指感到自己理亏并因之有所“退缩”。

《汉语词典》给出的骄傲的第一个定义是：“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举出的说明“骄傲”一词有此义项的例证是：“骄傲自满；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的骄傲虽同样是“自以为了不起”，也确实潜在着“看不起别人”的内容，但如果说也蕴含“自满”，那仅仅意味着“满足于自己占理，不屑于计较功利的得失”，并无“不追求更高目标”的意思。因此，更重要的是：这种“骄傲”止于自觉選取一种“心理态度”，这个态度没有引发“针对他人而发的”行为时，简直谈不上会对别人产生什么“作用”，只是让作为“骄傲主体”的人自己免去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得到“人格上的满足”，所以决不会让别人不愉快。

读者大概设想不到上面这些话的具体意思，那就让我举例明之吧。请相信：下面说的全是我经历中的实情，句句是真话。

我可说天生是个“只认理，不认人”的家伙（我因此戏称自己为“逻辑人”）：小时候（十二岁前），我多次遭遇、陷入这种情况、局面：同伴、同学中甲乙两人发生口角时，我若认定甲占理，乙理亏，总是公开声明我站在甲一边；但只要一发现甲说的某句话不合事理逻辑，或有个行为表现“犯规”，就立刻指出、劝阻；甲不服，我就向他解释，甚至同他争吵起来。结果是：我把甲和乙都得罪了，在场的人则多误以为我其实是站在乙一边，帮乙说话；稍后才来“看热闹”、没有听到我当初“选边宣言”的人，自然更以为如此。但这时我一点不感到委屈，也不怪罪他们，只是觉得“他们怎么这样不明理”，所以还有点“自得”，认为自己比他们“高出一筹”，在心里“瞧不起”他们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这样的情况、局面，至少有三四次；进北大后与同班同学头一次的“见面会”上，我也有类似的遭遇。

我的上述天生的 “心理素质”，同样表现在我对自己亲人的“评价-态度”上。我12岁之前，我家住在乡下，我的母亲与我的叔叔、婶婶不和，我虽未看到过他们“吵架”，但我根据母亲对我叔叔、婶婶的“指摘和抱怨”，和我对事情原委的了解，我“在心里”多半是站在叔叔婶婶一边，认为母亲是理亏的一方。我因此“不好意思”亲近叔叔婶婶，在他们面前总是显得拘束，“不活泼”（叔叔这样说我）；每听到母亲说埋怨叔叔婶婶、但有违事理逻辑的话语，心里就升起一种“我处在不讲理的人一边”的愧意。——我确实感到，我的“天性”要求我轻功利，重道义，以此自满自豪，还希望自己所有亲人（父母、兄弟、妻儿）都如此。“自家人”占理了，我才心安，心里才踏实，才会快乐。

长大后，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看重世俗荣誉，完全满足于“问心无愧”，“人格上不亚于人”，从不企望凭借外界的嘉奖，即职位、“头衔”、“桂冠”之类，来肯定、彰显我的才德。——我坚信凡是同我有“可比性”又同我有过从的人，谁也不会、不敢在我面前“傲慢”、“摆架子”。

中学阶段，我是“走红”的：由于“思想进步”（“组织上”给我的评语）和学习成绩好，我深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拥戴；但在“名利”面前，我“本能地”抱着谦退的态度：两度把团支部书记“职务”推给别人，甘当副手（我得选票最多，“分工”由“当选支委”商定）；在留苏预备部的头一年，我凭着自己是评委（我是学校指定的副班长），把我愿要就一定能够得到的“三好学生”称号让给另一个同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民办中学当教员，当时每年都有各种评比，我这“另册中人”当然评不上，但我十分坦然，“民间”则传出一个说法：“不投赵又春的票，不要紧的，你简直得罪不了他”。得知这个评价，我像是获得了知音，感到欣慰。

确实的，我“落泊”了，成为“另册中人”期间，也仍然保持着我的“骄傲”。因为从事理上说，一个人在政治上“受打击”若并不是因为他做了道义上“有亏欠”的事，那就只会促使他更加坚守原先的“做人态度”：本来就只追求“人格上不亚于人”的人，这时候只能从这个“坚守”得到慰藉和抗争的勇气，而把放弃“人格追求”改取“悔过”的态度看作是“失节”和对自己的背叛。是的，这时候，我的骄傲的“形态”有所改变：原本以“潜在形式”存在的“看不起别人”的内容，现在“放大”了、凸显了，会时常直接表现为“不与小人一般见识”，也即对“有关人士”的轻蔑了。这可说是“无奈”和“愤怒”的转化形态。——当人感到自己受冤屈被欺侮的时候，是很难继续“将心比心地”认定“别人”不会、不敢在他面前摆架子了，会“从实际出发”，视“成心欺侮他的人”为“小人”而“轻蔑之”，以此求得“心理的平衡”了。下面也举二例说明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继承了父亲的一个茅草屋“私宅”，就在屋前屋后开辟几片菜地。许多邻居也如此，各家还都养了几只鸡。有两家人，看到自己的鸡在啄别人家菜地里的菜时，会把鸡赶开的；但若是在啄我这“另册中”人家的菜，就不赶。我几次看到他们如此，就认定他们是“成心这样处置”的。但我不向他们“提出交涉”，一直装作“不知有这么回事”。我知道，既然他们是有意为之的，我去同他们“交涉”，那不会有好结果的：这种小人（他们谈不上“坏人”）并不傻，他们会利用“社会大气候”谋点极其卑微的小利益，心里虽知理亏，但我要是向他们提出“交涉”，他们则多半会“恼羞成怒”，可能反过来说我这个“反动分子”太嚣张。所以我除了在心里鄙视他们外，还有点可怜他们。——这就是我当时的“活思想”。凭着这种 认识，“气度”和“胸怀”，我化解了自己所受的“小委屈”。这可说是我的“骄傲”对于我的“效用”。

上世纪63—65年，我在湖南衡阳市八中当俄语代课教员时，该校校长（黄振云）在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讲“阶级斗争新动向”时说：“有个懂点外语的人请求到我们学校来工作，说他在哪里哪里读过书，一待我们接受了他，就问‘你给我多少钱啰？’”还说：“他上课时，男学生回答问题答得不好就用外语骂‘傻瓜’，对女学生就用外语说‘聪明的姑娘’。”我听了，知道他这是在不点名地“以我为例说事”。尽管他说的每一句都是捏造、谎言，但我一点不在乎，心里十分平静：我需要那每个月36元的工资（这是“规定”，不是“议定”的），所以不想、不敢提出抗议；同时相信，他这样说，不是因为对我有所误会，更不是要诬蔑我、陷害我（他对我毫无个人恩怨），而是因为心中实在没有“好例证”，才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当然，无疑也说明他藐视我、敢于欺侮我。果然，第二天，外语教研室主任（李中康老师，一个诚朴的厚道人）就特地找我谈话，要我“不要往心里去”。我听得出来，他这是来执行黄校长或“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不作任何表态。但从那以后，我把这件事当作认识黄振云校长的一个“资料”，对这个据说有点“水平”的人也是既瞧不起，又很有些可怜了：将之列入才能平平德性则属于只敢挑“另册中人”来诬蔑和欺侮一下的族类。——自然，也止于此。我认定：我若“记恨他”，就降低了我的“人格品位”。

七九年底，我的开除团籍和学籍的冤案都平反了，从此我“回归正册”。那以后，我的骄傲的“表现形态”是否又有所改变？我说不清，也只能举几个实例。

我调到湖南师大不久的1985年中，中央党校两位青年教师（我记得，其中一位姓廖）联名给师大文科学报投稿，针对我在该刊发表的题名为“论认识论中的实践概念”一文，提出强烈的批评意见，编辑（谭容培）拿不准，就请两位有高级职称的“哲学老师”审稿，其中一位是我马列部的邓贤科老师。一天，邓老师特意找到我告訴我此事，并说他准备坚决表示“不能发表”，还说：“文章的内容和口气都完全是革命大批判式的，发表出来对你影响很不好。”接着就把那篇文章从口袋里拿出来要我过目。我浏览了后，觉得简直是在“声讨我”，但回答说：“你建议谭容培发吧，我可以做反批评，还因此能够多发一篇文章呢。”他听了，显出败兴的样子，说：“你抱这种态度?”另一位是后来成了大名人的政治系的唐凯麟先生（当时他是副教授，我与他在同一办公楼，已经相识了），他没有专门找我说此事，是两天后碰到我时顺便对我说及，但特意告诉我说：文章完全是商榷、求教的口气，所以他建议谭容培发表（他当然想不到，我已经看到那篇文章了）。我听了未说一句话。——凭着邓、唐在这件事上的“表现”，我就对他们都有点“不屑”了，将两位都归入我家乡说的“小家子气”者，说得不客气点，就是“小人”之列（尽管我明知邓是想帮我）。——注意：我心中的“小人”不是指坏人，而是指仅仅“喻于利”的人，即冯友兰先生界定的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我欣赏和追求的是“道德境界”（我知道，我未达到也达不到“天人境界”）。补说一句：发表出来时，“那篇”文章的口气缓和了许多，我确实因之“多有一篇”文章。

1985年下学期，师大“大规模地”给教师提升职称，当时我公开发表了的论文只有两篇，所以根本不想、不敢提出申请，怕提出申请反而得个“自不量力地争名利”的评价，是在听了部主任对我说的“你申请一下有什么关系”的带“怂恿性”的话后，才领取了申请表；填表时，则在“附言”栏郑重声明：如果我同某位老师发生所谓的“撞车”，我愿意主动地、高兴地退出来：想这样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句话我决不会记错一个字）。没想到，我竟被批准了。——后来我才知道，在当时，三十年代出生的教员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的人，在全湖南的高校中也为数甚少。

1986年，我被任命为马列部副主任，又并没有“正”主任（原主任因为年龄过大退下了），党总支也只有副书记，且是个讲师，“行政上的事”他几乎都听我的，所以我成了马列部的“掌门人”。紧接着，我还成了师大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和校务委员会委员：一下子，我“风光”起来了。但在我拥有上述四个头衔的四年中，我更加自重：我没有用过公家一个信封发私人信件，没有利用职权做过任何违规的事情：一个老师领着一个人给我送来一箱水果，我都逼着他拿回去了；我去市内开会甚至不要求学校按规矩派车，多次是乘公共汽车前往，也不报销车票。——那几年，我非但没有得到好处，还由于坚持公平原则得罪了好几个人。不必详述细节了，概括地说是：学校只给马列部一个晋升职称的“指标”时，会有多人“撞车”，尽管由于我的努力都得到了晋升，可都“恨我”：因为我同许多系主任不一样，对“撞车”的人不是都说好话，都答应帮忙，而是都要求“做好不能如愿的准备”。有个女老师直到退休都没有评上副教授，更是埋怨我，她的丈夫都在我的熟人面前骂我。但我不想、也至今没有对他们作解释。因为我相信：我并未有意偏袒或贬抑任何人，做得“心安理得”，这就够了；我家乡有句话：“知理不怪人”（其中的“人”字自是指的“依理行事的人”） ，我还凭着这句话认定：如果他们是“知理的人”，终将不会怪我的，否者，就是不知理的人，我又何苦同他们计较呢？

以上三例也说明，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我的骄傲的“形态”确实是变化的；但“内核”始终是：“恃德慰己，并以此骄人”。

四千多字了，该打住了，最后说一句：我的骄傲确乎是既“慰己”又不伤人的，所以我想把它推荐给本文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