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骈  拇

1·1

大脚趾与第二个脚趾连着而未分开，以及大拇指上长出小指头，难道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现吗？（当然不是，）但这二者比之于人的正常器官，却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人身上长出的瘊子，难道是人体必有的部分吗？（当然不是，）但它比之于人体的正常部分，也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经过大力研究然后加以鼓吹的仁义道德，难道就成了人所固有的真情吗 ？（当然不能，）但（在今天）仁义比之于真正的出于人的本性的人类道德，却更加受到人们的信奉。

就因为舆论环境是这样的，所以（社会上有了专门从事骈枝活动的人，但他们）在人脚上搞“并联活动”，不过是让大脚趾连上一块无用之肉；对人手搞“歧生活动”，无非是在大拇指上又立起一个无用的小指头；对人的天性真情搞骈枝活动的人，则是痴迷于仁义行为，刻意滥用人的聪明智慧，在人的自然真情之外人为地造作出一些欲求来。

也就因为如此， 纵情于视觉的人，不过是搅乱正常的五色，痴迷于视觉形象（所谓青黄黼黻）之炫人眼目；难道不是这样吗？离朱就是这样的人。滥用听觉的人，不过是搅乱正常的五音，痴迷于六律（即金、石、丝、竹、黄钟、大吕）的跌宕顿挫之声；难道不是这样吗？师旷就是这样的人。鼓吹仁义的人，不过是刻意拔高人为的德性和蔽塞人的自然本性，以此捞取名声，诱使天下人喧嚷着去奉行那些实际上不可能完全照办的礼仪法规；难道不是这样吗？曾参和史鱼就是这样的人。至于玩弄智巧辩术的人，更不过是在堆砌词藻，穿凿文句，挖空心思地争辩“离坚白”、“合同异”之类学说的是非，为一时微不足道的名誉而疲于拼命。难道不是这样吗？杨朱和墨翟就是这样的人。因此，他们搞的这些名堂只能说是“多骈旁枝之道”，并不是天下真正的至理正道。

要知道，秉持至理正道行事的人，是不会把握不住自己的自然本性的。惟其如此，他们即使遭遇本该分开的器官被结合在一起了的情况，也不视之为骈联；即使发生了单个器官分叉的情况，也不认作是歧生；某个器官长得很长，他们不会觉得多了什么；哪个器官生得很短，他们并不感到有所欠缺。就是这缘故，野鸭的小腿虽然很短，帮它加长了它会反而犯愁；鹤鸟的小腿虽然很长，帮它去掉一截它会反而生悲。由此可见，生来就长的是不好截短的，生来就短的是不好加长的，这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忧患需要排除。噫！（这样看来，）仁义一定不是人所固有的真情，（不然的话，）仁义之士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忧患呢？

况且事实上也是脚上有骈拇的人，你把他那骈拇分开，他反而会哭泣的；手上长了六指的人，你把他那六指去掉，他也会哀啼的。这是两种相反的情况：后者是（手指）比应有之数多了，前者是（脚趾）比应有之数少了，但改为不多不少的情况反而使人发愁生忧，却是一样的。现如今的仁人，总是为世间的祸患而忧心忡忡；不仁的人，则不问按自然本性来说自己的需要究竟是什么和需要多少，只是一味地追求权位和钱财，（这两种人，一是悲天悯人，一是欺世盗名，从他们都没有把握好人的自然本性看，则也是相同的，都只会给人带来虚假的满足和实在的痛苦）。所以我要说，仁义一定不是人所固有的真情，（不然的话，）怎么会（夏、商、西周）三代以来，天下人总是喧喧嚷嚷地争吵个不停呢？
                  

1·2

用曲尺墨斗、圆规角尺之类的工具去矫正某物的形态，那其实是削损它的本性；用绳索、胶漆之类的东西去把某物固定下来，其实是侵犯它的天然禀赋；对人彬彬有礼，施以仁义，以此鼓舞天下人心，诱导人们向善，其实是使得天下人丧失自己的常然本性。

天下万物都有其常然本性。物的常然本性，是指：它弯曲，不是由于受到过曲尺的处理；它笔直，不是由于受到过墨线的处理；它是圆的，不是由于受到过圆规的处理；它是方的，不是由于受到过角尺的处理；它附着在某物上面，不是由于被胶漆粘在那里；它老呆在某个位置，不是由于被绳索捆绑在那地方：总之，天下万物都是悠然生长而并不知道自己生长的原因，都获得了自己特定的性状而并不知道为什么正是获得这些性状。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不可能出现背离的情况。既如此，仁义（这明显不是人之常然本性的情感），怎么会像是用胶漆粘在了道德上似的，或用绳索捆在道德上了似的，竟被人们视为人类的应然道德呢？这真使天下人大惑不解。

小的迷惑会使人改变行事的正确方向，大的迷惑会使人改变自己的本性。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自从虞舜号召人们笃行仁义，并且因之得以让天下人都自愿归服于他之后，天下就没有谁不是为仁义而奔忙而活着的了，这难道还不说明，人们已经不自觉地为了追求仁义而改变自己原初的本性了吗？现在我来试着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事实上，）自从夏、商、西周三代以来，天下人就没有谁不是为了获得外物而（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本性：平民百姓为了物质利益而不惜牺牲生命，士人们为了获得好名声而不惜牺牲生命，大夫们为了得到家、国封地而不惜牺牲生命，君主们为了得到整个天下而不惜牺牲生命。这四种人，尽管从事的事业不同，名声各异，在损害自己作为人的本性，为了获得所求而不惜牺牲生命这一点上，却是一样的。臧与谷，叫他们一块儿去放羊，结果都让自己看管的羊丢失了，问前者做什么去了，他说是拿着羊鞭在读书；问后者在做什么，他说是在玩掷骰子的游戏，两人当时做的事倒是不一样，在丢失了羊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伯夷为了获得好名声而死于首阳山下，盗跖为了求得利益而死于东陵山上，这两人为之而死的直接目的虽然不同，但在残害自己的生命、损伤了自己作为人的本性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既如此，为什么要认定伯夷是对的而盗跖则错了呢？全天下的人都在为某种目的而不惜牺牲生命，为仁义而牺牲的，世俗称他为君子，为财货而牺牲的，世俗却称他为小人。在为了所求而不惜牺牲这一点上，人们是相同的，倒是确实有的人是世俗所谓的君子，有的人是世俗所谓的小人，但就残害自己的生命、损伤了自己作为人的本性这一点而言，盗跖和伯夷其实毫无区别，（既如此，）为什么要对他们作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呢！

总之，我的看法是：把自己作为人的本性与仁义连在一起，那么，即使笃行仁义之道像曾参、史鱼那样完全彻底，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做人的完美成功；把自己作为人的本性与味觉水平连在一起，那么，即使辨味能力像俞儿那样高明，也不是我所认为的生活甘甜；把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同是否精通五声连在一起，那么，即使听音本事达到师旷那样的水平，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听觉灵敏；把自己作为人的本性跟视力强弱连在一起，那么，即使能像离朱那样看清百步之外的草尖，也不是我所认为的明察秋毫。我认定的做人的完美成功，不是指能够笃行仁义之道，而仅仅在于做到了自满自足；我认定的生活甘甜，不是指味觉灵敏，而仅仅在于人的本性真情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我认定的听觉灵敏，不是指能够听清别人对自己的评论，而仅仅在于能够倾听自己的心声；我认定的明察秋毫，不是指能够看出别人对自己的任何要求，而仅仅在于具有自知之明。没有自知之明而只了解别人对自己的要求，不自满自足而总是投合别人的喜好，那是只求别人对自己满意而不求自己对自己满意，是拿别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而不是拿自己的标准规范自己。要是拿别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而不拿自己的标准规范自己，那就唯有盗跖和伯夷达到痴迷的程度了。我真有愧于自己的道德水平还不高，所以，我上不如伯夷，做不到为了表现出仁义的高尚德操而自愿选择饿死，下不如盗跖，不敢为了获得物质利益而从事淫僻恶劣的强盗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