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大宰曰：“荡闻之，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谓至仁不孝，可乎？”

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利泽施于万世，天下莫知也，岂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显名誉并焉。是以道不渝。”

【解说】

这是“商大宰”与庄子的四组对话，颇不好懂，误解甚多，我得详作解说，会显得繁杂了。——一般认为，“商大宰”的“商”，是指殷商亡国后周朝赐封给商朝后代的诸侯国，亦即周初的宋国；大宰是官名。我以为，寓言中的人物、地点等多是虚拟的，不必追究。

1、开头三组对话中有个问题：庄子说“虎狼，仁也”，其根据明显是：一，“父子相亲”不能说是“不仁”；二，虎狼也可说“父子相亲”。且不说他这推导在逻辑上是否有效，“亲”字则无疑是“爱”的意思，但他接下说“至仁无亲”，其中“亲”字也是“爱”的意思吗？这两个“亲”字可以不同义吗？——我敢肯定前一“亲”字是爱的意思，理由是：一，庄子这样回答“问仁”，必是根据孔子给“仁”概念下的定义：“仁者，爱人”，即他也承认“仁”的本质规定性是“爱”；二，“亲”字确有爱的义项（《尚书》中就有“亲民”的说法，“亲”字就该训“爱”）。

2、大宰听庄子说“至仁无亲”后说的话，实际上是作反驳：“荡闻之”领出的两句是给出传递关系推理的前提，结论是“无亲则不孝”，因为不言而喻，就略而不说了；然后将此结论用作假言大前提，再用庄子提供的“至仁无亲”作小前提，得出“至仁不孝”的结论；所以他提问“可乎？”，乃是期望庄子回答说“不可”，于是就可以根据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来否定前件，指出庄子“至仁无亲”的论断不能成立了。——这个反驳在逻辑上明显有效，问题是“无亲则不爱”中的“亲”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也是爱的意思，这句话就是废话了，大宰当不会这样立论的；而他说的“无亲”，理当就是庄子说“至仁无亲”的“无亲”。据此看来，“至仁无亲”确实必是“至仁无私”的意思。于是，上面提出的问题转化为“怎样解释”庄子紧接着说的两个“亲”字“为何”不同义了。——我的理解是：太宰“问仁”，是问“仁是什么？”故而庄子想到的是“仁者，爱人”这个定义，于是答以“虎狼，仁也”，并用“父子相亲，何为不仁”作论证。所以他说“虎狼，仁也”，意思是：虎狼的表现就体现了仁；理由不言而喻：虎狼也父子相爱，而仁就是“有爱心的表现”；因此，“父子相亲”的“亲”字应该训“爱”。但庄子同时认为，“至仁”区别于一般的“仁”，不仅仅在“量”的极度扩大，更在于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至仁的人就是“至人”，而至人是无己也即无私的（《逍遥游》：“至人无己”）；所以他说“至仁无亲”时，心里想的是“至仁无私”，而听话人大宰也领会到了他的真意，就顺着他，也用“无亲”来表达“无私”的意思了（即他说“无亲则不爱”时，其实是说“无私则不爱”）。因此，太宰最后作的“反驳性提问”是个质问，即是说：难道可以说人修养到了“至仁”，就可以不孝了吗？注意：“亲”确有“私”的意思，因为“亲”有时相当于“自己”，而“自己”有时等于“私”，如《管子·任法》：“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其中“私”字就明显是“自己（个人）”的意思。。

3、庄子最后说的那番话不难懂。他首先针对大宰的上述质问表态说“不然”，是指出太宰误解了他的意思，申明从他说的“至人无亲”并得不出“至仁不孝”的结论。“不然”后面直至“故曰”之前的几句，是解释为什么“不然”，总的意思是：“至仁”是最高范畴，“孝”概念本来就不足以说明它，亦即它与通常说的“孝不孝”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夫”字领起的开头两句就是表达这意思（“尚”有超出义，故前句是说“至仁”乃是最高道德）。——注意：下两句中的“过”字是责备义，“不及”是关涉不到的意思。“夫南行者……则去之远也”四句，初看来得突兀，其实同上文联系得很紧密：这是又打个比方，说明“孝”与“至仁”离得太远，故而从尽孝出发是不可能理解至仁的，就同站在郢都地区看不到冥山一样（“郢”是楚国国都，“北面”是说向北方望去；“冥山”不知在何处，可能是根据《逍遥游》开头“北冥有鱼”句而虚拟的山名，指谓极北边的山；“去之远也”等于说“相去很远”。又，前面说“南行”，后面说“北面”，是喻示“你想搞清某个问题，却走了相反的方向”）。

4、接下用“故曰”领出的五组“比对难易”的句子，是从“以敬孝易”讲起，逐个加大难度，一直推到“使天下兼忘我”这个“难”的极限，然后指出，唯有堪称至仁的尧舜才做到了这一点，而尧舜正是不屑于谈论仁与孝的人。这显是举证说：你看，“至仁”离“孝”有多远！——这里要注意：前两组中的介词结构“以敬”、“以爱”，都是充当“孝”的方式状语（此“孝”字是动词，尽孝义），所以可以认定，在“以忘亲难”句中，“难”字前省去了或脱漏了“孝”字，即此句是说：以忘怀父母的方式表现对父母的孝顺，那就难了。这话似乎说得离谱，但若想到：这样说不是要肯定确有“忘怀父母”这种尽孝方式，而是为了同“使父母（“亲”）忘我”作对比，显示出后者的难度更大，就会释然了。又，三个“兼忘”的主体不一样：第一个是“亲”（此句前头省略了“使亲”二字），第二个理当是“我”，第三个无疑是“天下（人）”。还有，此“兼”字相当于“皆”，故“兼忘天下”其实是“忘却天下所有人”的意思。

5、达到“使天下兼忘我难”以后，又用发语词“夫”字领出的四句话比较难懂，我的理解是：如果你记起了《天地篇》中的这两句：“故（王德之人）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就会明白，这里是把尧舜当做标准的“至仁之人”（从而也就是“王德之人”）来说事的，亦即据以举证“至仁无亲”而且并非“不孝”，所以头句中的“遗”字是舍弃义，说“德遗，尧舜而不为也”，等于说尧舜是“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的人，所以这四句是说：像尧舜那样的凡是不道德的事就决不会去做的（至仁之）人，他们给人带来的利益和恩泽可说惠及万世，但天下却并没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也即他们“使天下兼忘我”了），他们哪里还会悲天悯人地讲仁孝呢？——“莫”是代词，相当于“没有人”；“直”字是表示出乎预料，相当于“乃”；“而”字是起连接状语“太息”和中心语“言”的作用；“太息”是基于哀怜的情感而发出叹息声；“仁孝”是“言”的宾语，之所以说“仁孝”，是为了同前文相呼应。

6、说完“夫”字领起的四句，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从“至仁无亲”的命题确实不能得出“至仁不孝”的推论，到此本该可以结束议论了，但庄子意犹未尽，就转而批评儒家的仁学道德体系，对本文作者来说，就是点明这个寓言的寓意。这就是接下又用“夫”字领起的两句。——明乎此，就不会觉得这两句来得突兀了。注意：在这里，“孝悌仁义，忠信贞廉”八字乃是“仁”范畴的展开（其中的“仁”字是狭义的“仁”，即是与另七个并列的德目），故而可说是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的代表；“皆”字相当于“全、都”，“德”是“性”的同义词，故“役其德”等于说“糟蹋自己的自然本性”；“足”是值得义；“多”是动词，相当于“称赞”。 因此，这两句话可说是庄子学派对儒家道德体系的“总体性批判”，放在这里说有两层深意：一，儒家道德是以“仁”为出发点，但它把“仁”局限于“爱人”，而人爱他人总是有条件的，即总是同时冀望有某种回报，所以其实是以“私”为出发点，故而这个道德学说不可能让人做到“使天下兼忘我”，质言之，不可能教人成为“至仁”之人。二，因此，儒家道德本质上是虚伪的，就是说，它是教人为了达到“私我”的目的而不惜自觉地压抑自己的自然本性，通过向他人表爱的方式、途径去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回报，亦即让自己“贵”起来、“富”起来或者“显”起来（亦即有好名誉）。这里还有个要点：庄派推崇的“至人”是无私的，质言之也就是行事决不以获得他人的回报为目的，一切都是率性而为，所以也就是“无为”；因此，在实际行为表现上，他同儒家推崇的君子可以十分相似，不能因为他批评儒家学说就认定他一定做出不仁不孝不忠不义之事，理由明白、简单而坚挺：你不能证明人的本性就是“不仁不孝不忠不义”。

7、最后用“故曰”领出的三句不必解说了：是在对儒家道德做了“总体性”批评后，顺带指出，它教人以牺牲自己的自然本性为代价去追求的那三样东西，即贵、富，显，对于至仁的人来说毫无价值，都是可以摒弃不要的（“并”通“摒”），哪怕它们达到了至贵、至富、至显的程度。——“国爵”、“国财”、“名誉”分别是“至贵”、“至富”、“至显”的“举例性同位语”；末句是又做个补充，说：因此，对他来说，唯有笃行大道是不可改变、一定要永远坚持的。

【辨析】 

1、“以忘亲难”句，《今注》和《方注》的译文分别是：“使父母安适难”“用虚谈之心忘怀双亲困难”；《今注》还做了个注：“忘：形容心境达到适度的一种境界。”这说明两书作者与我的想法不同，并不认为“难”字前应有个“孝”字。谁对谁错呢？我不分析这两个译文“本身”到底怎样了，只想指出，接下两句是“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而两书的译文却分别是：“使父母安适容易，让父母不牵挂我难。”“我淡忘双亲容易，让双亲忘掉我困难。”这说明，三句中的三个“忘”字理当也明明完全同义的，他们却不能作统一的理解和翻译。是否仅此一点就证明他们在这里失误了？

2、“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领头的四句，《今注》作了两个注释：“‘遗’，忘怀之意。忘怀尧舜而无为（林希逸《口义》）。”“太息而言：嗟叹自夸（林希逸《口义》，忧心的表现（曹础基说）。”它的译文是：“所谓至德便是遗忘尧舜而虚静无为，泽及万世而天下不知，难道非要忧心忡忡去宣扬仁孝吗？”不说别的，单凭这译文的意思不足以承接上文，就知必是误译。——《方注》也有两个注：“遗：弃，有蔑视之意。”“太息：赞叹”；它的译文是：“天德深厚的人蔑视天下，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帝位也不会羡慕，利益和恩泽施及于万代，而天下百姓却不知道，难道还用得着去赞叹仁孝吗？”这意思同样不能承接上文。很明显，两位注家的译文如此不堪，主要原因是未能读懂“遗德”二字，而这同他们早就错解了《天地篇》描述“王德之人”的那两句，是不无关系的。

3、有人认为末尾的“是以道不愉”句“文有夺失”，有人说“渝”是借作“喻”，“道”字前也当有个“至”字。我以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出此句同上文的内在联系：此句是针对上文说“贵、富、显”皆可“并（摒）”而言，由于这三者是中国人所谓的“身外之物”，就接着说一句：所以只有“身内之物”是不可“并”的。这样解读，此句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据此可知，在这里，“渝”字是在它的“改变、脱去”的本义上使用的；“道”是用作动词，依道行事的意思。顺便说一下：《今注》给出的末句译文是：“这乃是依道而行的缘故。”《方注》倒是译作：“因此大道是永远不变的。”但前文用“故曰”引出的三句，它却翻译为：“所以说，最高贵的，就是屛弃国中任何爵位而不顾；最富有的，就是屛弃天下所有财宝而不顾；最完美的意愿，就是屛弃一切名誉而不顾。”我不明白，在这样三句话之后，怎么能接上他翻译的“因此”句呢？译者若是感觉到了“因此不起来”，对前三句的理解就会不一样了。

4、关于这个寓言，《感悟》写道：“大宰发问的立场是儒家，庄子的回答则是对儒家的批判。”“通过彰显道家‘至仁’之德……来衬托儒家的爱亲孝悌之渺小浅薄。”这是说得很中肯的。但它又说：“所谓‘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天下莫知也’，是说‘兼忘天下”者不为尧舜，‘天下兼忘我’者，泽及天下，而天下莫知。”则说明作者也没有读懂“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句，还误把本寓言说的“尧舜”认作儒家尊奉的圣人，即“尧舜”那两位历史人物了。——庄子与“商太宰”决不是同代人，寓言作者安排这两人对话，就是意在声明“这里的人物都是虚拟的”啊！自然，既然选用了“尧舜”这个名字，也必有其用心，我以为这“用心”就是做这样的暗示：儒家推崇的尧舜若真是圣人，那理当是“天下莫知”的，现在宣讲为受天下人崇拜的人，只说明这二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儒家的宣传是虚伪的。

【译文】宋国的太宰荡向庄子请教仁的问题。庄子说：“虎狼的表现就体现了仁。”太宰问道：“为什么这样说？”庄子说：“虎狼也父子相亲，怎么能说它们不仁呢？”太宰又问：“那么什么叫至仁呢？”庄子说：“至仁者无私。”太宰说：“我听说，无私就不会有爱心，没有爱心就不会有孝心。按你这说法，岂不是要说‘至仁的人不孝’了，这样说可以吗？”

庄子说：“话不能这么说。至仁乃是最高范畴，孝概念（只是表示对祖先的德性）自然不足以用来说明至仁。我这不是指责行孝，而是说至仁不涉及孝不孝的问题。这就像你向南方走去，到了楚国国都郢的地面，向北望去会见不到冥山。那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离冥山更远了吗？由此可知，以恭敬父母的方式尽孝比较容易，以对父母表现爱心尽孝，就困难一些了；以对父母表现爱心尽孝还比较容易，以忘记父母来表现对父母的孝顺就困难了；忘记父母还比较容易，让父母忘却自己就困难了；让父母忘却自己还比较容易，让父母忘却天下人就困难了。让父母忘却天下人还比较容易，让天下人全都忘却自己就难了。惟其如此，像尧舜那样的凡是不道德的事就决不会去做的（至仁之）人，他们给人带来的利益和恩泽可说惠及万世，但天下却并没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也即他们做到了“使天下兼忘我”），他们哪里还会悲天悯人地讲求仁孝呢？据此可知，儒家宣扬的孝悌、仁义、忠信、贞廉等等，其实都是教人为了自勉而不惜糟践自己的自然本性，因此是并不值得推崇的。所以说，（对于至仁的人来说，）至贵，如国爵，是可以摒除的；至富，如倾国之财，是可以抛弃的；至显，如美名嘉誉，是可以不要的。惟其如此，对他来说，是唯有坚守大道是决不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