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逃费368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引起公众的一片质疑。很多质疑并不在于该案的法律适用是否合适，定罪量刑有无法律依据，而大都从感性出发，用良知拷问法律，逃费被判无期是不是太重？

近日，读了《抬高一厘米》印象颇深，思考良多。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因为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亨里奇的律师辩称卫兵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并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我以为，良知是最权威的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指由一定的国家机关、组织或个人，为适用和遵守法律，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政策、公平正义观念、法学理论和惯例对现行的法律规范、法律条文的含义、内容、概念、术语以及适用的条件等所做的说明。法律解释是人们日常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法律实施的重要前提。良知解释属于社会学解释范畴，是指以社会效果、社会目的为根据，对法律进行阐释和说明；也是广义解释称较自由的解释，强调不拘泥于文字的、比较自由的解释。

从逃费案来看，如果法官行使“抬高一厘米主权”，尽到良心义务，那么，判决的结果会被公众所接受。近年来，我国吸收恢复性司法理念，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审判政策以及在司法实践中提倡“刑事和解”，法律在对犯罪者进行惩罚的同时，更希望能够“亡羊补牢”，让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农民逃费，并不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是民恨极大，应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力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古代法律并不健全，况且，法是皇权意志的表现，是一家之言，是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但清官断案却为百姓所推崇，口口相传，盖因其审判结果，符合百姓的价值取向和是非善恶标准，与百姓日常推断相吻合，是用良知来审判，体现了公平正义。这说明良知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或偏颇，法律可以偏私，而良知则始终指向内心的洁净、善良、诚实和公道。

极左时期，因所谓的流氓罪，有多少人被苛以严刑峻法，甚至被判死刑，这其中有些属于严格执法，有些属于对法律的人为扩充，虽然，百姓无奈、无语，满脸的平静或冷漠，但他们良心不安，感受到这是对人类良知的亵渎，因而对社会产生怀疑，产生不满情绪，更有甚者仇视社会，敌视法律。这说明缺乏良知的审判，是对法律瑕疵的放大；对于“恶法”，越执法如山，越偏离百姓心中的自然正义观。

犹太人对死刑犯的判决十分独特：犹太人认为，刑事审判通常有两种意见，即有罪和无罪。如果法官中只有一种意见，就失公正。他们规定：“判处死刑的时候，如果裁判所的所有审判官意见一致，则判决无效。”做出如此“怪异”的规定，是因为犹太人认为，杀人的事是不能随便干的，每个人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毁了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犹太人喜好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对每个问题都从不同视度来观察。犹太人认为，现实仿佛洋葱，层层包裹，很难一下子看透洋葱的里层。面对死刑判决，如果全体一致，往往会把事实简单化，容易造成冤案。“全体一致”很可能是陷阱，必须警惕！这说明审判需要不同声音，没有不同声音的审判，很可能是轻率而肤浅的，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体现人类良知的民意与法官的一致意见的博弈，使“真理”越辩越明，最终良知与法律达成和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缺乏良知解释，放弃“一厘米主权”，是机械执法，会改变立法初衷，不利于社会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曾指出：“只有坚持司法的人民性，司法制度才会有无限的生机活力；反之，偏离司法的人民性，司法工作就会陷入困境和险恶。”逃费案的离奇判决，挑战了人们的感性判断，超越了人们心中的审判尺度，降低了人们对法院裁决的认同度。由此看来，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判决，既要重司法解释，也应重良知解释，如此才能保证审判质量，维护公平正义，促进人们尊重法律，相信法律，选择法律，提高社会的和谐度。审判方是具有一定专业素养的一群人，他们不是先知先觉、充满智慧的神仙，他们的思想需要启迪，知识需要充实，处事需要比较，偏执需要纠正，内心冲突需要良知解围，判决公正与否需要人心的检验，如果法庭成了“一言堂”，法官在演“独角戏”，没有公众的制衡和双方的博弈，其某些审判难免会失去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这里的问题在于，司法机关如何创造沟通社情民意的有效方式，赋予公众在司法实践中更大的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监督权，发挥其在案件审理判决中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