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的形而上学》中提出的伦理体系，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

康德想要“完全独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不掺杂一点神学、物理学或超物理学；与功利主义，或者说给道德赋予自身之外的、目的的学说，不会产生任何关系。他指出，所有道德概念，全都先于理性起源，先于理性确立。只有当人出于义务感采取行动，道德价值才存在。商人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会表现诚实，因为一时的仁慈，也会做出友善的行为，但是这都不算道德高尚。

道德的本质源于法则的概念；因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按法则行动，但只有人才能认识并遵循法则去行动的能力，这就是人的意志。

就服从意志而论，存在两种命令的方式，或叫两种令式：假言令式，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那样做”；定言令式，是指某种行动是客观必然的，与任何目的无关。定言令式是综合的、先验的。

康德说：“定言令式是单一的。实际上，你只按照一条准则行事，你能够，同时你也会，让这条行为准则成为普遍法则。”“就像你的行为准则会通过你的意志，变成一条自然法则那样去行事。”

美德并不取决于行为的预期结果，而只取决于行为本身就是结果的那条原则。

本人认为，康德关于定言令式，特别是关于美德的阐述，与中国人的道德准则不谋而合。冯友兰说：“就个人的行为说，一个人应该只问其行为的是不是应该，而不计较此行为可能引起的，对他自己的利害。”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王安石变法，所求的是国家人民的利，所以王安石的行为是行义，不是求利。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变法，是错的。朱子认为汉祖唐宗是英雄，尧舜是圣贤。汉唐的政治，是霸政，是出于人欲的；三代的政治，是王政，是出于天理的。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新原人”中举了一个例子：张巡守睢阳，作为一种军事行动看，他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了。不但城破军覆，而且其自身亦被杀。军事失败不能再过于此。但张巡之守睢阳，就守土说，是尽职，就事君说，是尽伦。这是其行为的意向的好，守睢阳这件事是实现其意向的好者。如果这件事成功，是其行为意向所向的好。他守睢阳以至智穷力竭，即他已尽伦尽职，其行为意向的好，已完全实现。他在道德上的成就，已经完成。睢阳城能守住固然好，即不能守，于他在道德上的成就，也是没有妨碍的。

上述的这个事例应该诠释了《道德形而上学》中“完全独立的道德形而上学”这句话。

《西方哲学史》的作者伯特兰·罗素认为，作为政治伦理，是需要有政治目的的，而且目的只能是一个，即社会利益。康德认为，我们在行事时，应该把每个人当作目的来看待。这也可视作一种抽象的人权概念。但是，如果遵守这条原则，只要两个人的利益出现冲突，就不可能得出结论。这种问题在政治伦理学中常见，如多数派优先，某些人的利益就会被牺牲掉。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康德的原则解释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绝对的目的，而是在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行事时，应该把所有人都当作平等的人加以考虑。如果这样解释，就可以把康德的原则当作民主政治打造的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