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兴盛对神学的冲击——读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笔记之十三
(2024-12-31 16: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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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卷三第一篇第六章“科学的兴盛”中说:“现代世界与之前数百年的区别,几乎全都要归功于科学。从精神面貌的角度来看,世界从十七世纪开始进入现代。在步入现代的过程中,科学领域出现了四位伟大的奠基人:哥白尼、开普勒、加俐略和牛顿。”
这四位伟大科学家的巨大贡献,想必学过中学物理的人都很清楚。这里主要说的是,伴随着十七世纪的科学发展而来的哲学信念。
首先,物理定律中几乎消除了万物有灵的所有痕迹。没有生命的物质,一旦开始运动,就会一直运动下去,除非被某种外因制止。此外,促成运动变化的外部原因,只要是可以得到确认的,一定是具有物质属性的。不管怎么说,太阳系是靠本身的动力和本身的运动法则保持运行的,不需要外力干涉。这里似乎仍然需要上帝让这个机制运转起来,按照牛顿的说法,众多行星是上帝亲手抛出去的;但是上帝在完成这个动作之后,就颁布了万有引力定律,万物即可自主运行,无须上帝的干预。尽管当时大多数科学家都十分虔诚,他们的工作成果却常常对天主教正统教义造成不利影响,所以神学家们为此感到不安也合情合理。
科学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对于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万事万物的目的都与人类有关。到了牛顿时代,人们发现地球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行星,它附属的恒星也没有多么特别;天文距离如此之遥远,相比之下,地球不过是针尖那么大。这样庞大的构造,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完全为了这针尖上的某种小生物的利益设计的。任何人都仍然可以为了宣告上帝的荣耀,相信天堂的存在,但谁也不能让这种信仰干预天文计算。
按理说,哥白尼的理论会伤害人类的自尊心,实际上它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科学的辉煌胜利让人类的自尊重新焕发新生。逐渐走向死亡的古代世界,一直沉迷于一种罪恶感,又把这种压迫遗传给了中世纪。因为上帝会惩罚骄傲,因此在上帝面前要谦卑、正直,要小心翼翼。让人们感觉只有谦卑,才能逃避瘟疫、洪水、地震、彗星,或者避开灾祸的威胁。当人类取得这么多成就之后,便不可能继续保持谦卑了。
自然及其法则隐没有黑暗之中。
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世界一片光明。
(注:上述文字基本是《西方哲学史》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