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卷三第一篇第三章的题目“马基雅维利”，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虽然不是重要的哲学理论家，却是一位无比卓越的政治哲学家。

马基雅维利的著名著作是《君主论》。书中明确表示，君主不应该遵循公认的道德标准。如果君主总是善良，就会走向灭亡；他必须像狐狸一样狡猾，像狮子一样凶猛。如果守信能换取相应的利益，君主应该守信；如果不能，就不该守信。

下面是《君主论》中的原话：“必须好好包装自己的性格，要做最伟大的伪装者、伪君子；人的头脑如此简单，早就做好了服从当前需要的准备，行骗的人总是能找到让他们骗的人。我只举一个离我们较近的例子。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除了行骗，什么事都没有做过，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想着寻找行骗的机会；他最会保证，最会发誓，没有不曾见过他信誓旦旦的样子；但是，他每次都在骗人，他太了解怎样骗人了。因此，君主没有必要恪守所有美德，但是有必要看起来是一副具备所有美好品德的样子。”他继续说，最重要的是，君主必须看起来十分虔诚。

在意大利城邦发展与文艺复兴同步进行，因此人文主义者能从共和时代的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政治理论中有所收获。对“自由”的热爱，以及分权制衡的理论，从古代流传下来，融入了文艺复兴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又通过文艺复兴传到了现代。马基雅维利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与上面的“政治无道德”旗鼓相当。

《西方哲学史》的作者对马基雅维利的论述作了概括：

政治能带来一些好处，其中的三个好处尤其重要：民族独立、国家安全，以及秩序井然的政治体系。最优秀的政治体系是在君主、贵族和民众之间，按照各自真实的能力，分配相应的合法权利。为了保持稳定，向民众多让渡一些权利是智慧的做法。只要能实现目的就行。如果目标是好的，我们必须选择适当的手段去实现它。如果成功是一门科学，我们可以研究恶人的成功，也可以研究圣人的成功，实际上恶人的成功更适合做研究，因为从数量上讲，恶人成功的案例远多于圣人。可一旦它成为科学，这门科学对圣人的价值和对恶人的一样了。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关于力量的问题。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必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力量。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只不过被“正义必胜”或者“邪恶的胜利不会长久”之类的口号掩盖了。即便认为正义的一方真的获胜了，那也是因为那一方的力量更强。确实，力量常常取决于见解，见解有赖宣传才能发挥力量。还有一个事实：在宣传上，使自己看起来比敌人更具道德，会成为一种优势；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看起来道德高尚，那就是真的道德高尚。出于这个理由，公众认为更具道德的一方最终获胜的情况，有时确实会发生。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文明人全是不择手段的利已主义者。如果一个人想建立一个共和国，他最智慧的行动路线，还是要依赖被他操纵的民众。如果政治家依赖的是道德高尚的民众，他们的表现会更好；相对于有严格审查制度的社会，在罪行一旦出现就会被广泛传播，政治家的表现也会更好。当然，凭借伪善总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通过适当的制度，那类人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本人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从君主制的社会一直谈到后来的“民主社会”，至于后一种情况，正是今天西方选举制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