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卷一第二篇第二十章“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特别提到“中庸”与“沉思”。

     书中写道：“现在，我们来看看亚里士多德著名的中庸之道。任何一种美德，都是两个极端的中庸。所有极端的都是不道德的。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各种各样的美德得到证明。勇敢是怯懦和鲁莽的中庸，大方是浪费和吝啬的中庸，自尊是自负和自卑的中庸，机敏是滑稽可笑和笨拙的中庸，稳重是羞怯和无耻的中庸。”

     真是不谋而合，中国儒家也具有相同的思想。而且，中庸思想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朱子说：“庸者，平常也。”程子云说：“不易之谓庸。”因其是一般人本来所行的，所以是平常。但又是人不可须臾离开的，所以是不易。朱子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恰好，就是所谓中。圣人将其行至于极至，就是说，将其行至恰好之点。恰好，也就是至善。《中庸》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意思是，中庸跟均国、辞爵、蹈刃这些难事相比，却是最难做到的。

《中庸》认为，完美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即达到极端高明的境界，同时保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地行事。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是少数上层人物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美德。从这个角度上说，又与中国的中庸不同。中国的中庸之道从圣人始，逐渐向下发展，成为大众化的美德，乃至于“人人皆可为尧舜”。如果，大家都能实现中庸之道完美的生活方式，那么天下就会另一种样子，“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进一步提升了最完美德行的境界，就是“沉思”。沉思可以使人从容，而从容正是幸福的本质。对美德的实践只能带来次等的幸福，最高级别的幸福则是对理性的运用，因为理性最能代表人。人不可能完全陷入沉思，但是一个陷入沉思的人就相当于过上了神的生活。“超越其他一切幸福的神的活动，一定是沉思。”所有人类中，哲学家从事的活动与神最相似，因此也是最幸福、最美好的。

不过，《西方哲学史》的作者伯特兰·罗素对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中庸和沉思的阐述，有下列批评：“对于美德是两种极端中的中庸，这一说法，虽然也很巧妙成熟，但是不算成功，因为不适用理智的沉思，亚里士多德曾告诉我们，沉思是最好的活动。”

二元论者，有许多精到之处，但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不少矛盾。中国人在讲中庸之道时，就没有说还有个“神”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