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是一本政治经济学巨著。在全书的第一篇第一章阐述了：分工。

作者说：“劳动生产力的最大进步，以及所有劳动指向和应用的地方展现出的熟练程度、技能和判断力的提高，都源于分工。”

作者举例说明：制针业，一个人如果没有接受过培训，又不懂操作相关的机械，那么即使他倾尽全力，恐怕一天也难造出1枚针。但，按现行的生产规模，制针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生产。一个人抽铁丝，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割，一个人削针尖，一个人磨圆另一端以便装上针头。装针头一项，又包括两道工序，装针头、把针涂白。甚至外包装，也成了专门的职业。如此一来，制针的流程分别由10人完成。虽然这样的小厂资金匮乏，设备简陋，但只要工人们勤恳工作，一天生产12磅针不成问题。按每磅4000枚中号针来算，10个人日产针4.8万枚，平均每人每天产针4800枚。4800枚是1枚的4800倍。

分工，使同样人数的劳动者得以完成远超从前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每一个特定环节的工人技能得到提升；第二，免除了在不同类型工作之间来回转换耗损的时间；第三，大量精简劳动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胜任多个人的工作。

亚当·斯密在第二章“论分工的起因”中说：“分工带来如此多的利益，但它并非人类智慧的产物，最初的人类智慧并没有预见到并且期望通过分工能得到普遍富裕。事实上，是人性中的某种必然倾向导致了分工的出现。”这种分工协作“的确是人类共有和特有的一种倾向”。

作者接下去列举动物的例子，两只猎犬追逐一只兔子也是协作，它们把兔子在彼此之间来回追堵，但这只是某一小段特殊时间内偶然发生的一致动作，而且它们从未定立契约。我们也从没有见过哪两只狗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更从未见过一种动物用姿态和呼声告诉别的动物：这个归你，那个归我，我们交换。

人们互相间的关系，仅仅把希望寄托于别人的善心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能利用每个人的利己心态，告诉他们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对于他们自身同样有益，那就能轻松达到目的。不论是哪个想同别人做交易的人，首先都会这样提议：请给我我要的东西吧，我会同时给你你想要的。人们获取的食物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利己思想。我们不用向他们乞求怜悯和爱意，只需唤起他们的利己心理就行了。不必向他们说我们的需求，只需强调他们能够获得的利益。

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用自己剩余的劳动生产物拿去换别人拥有的、对自己有用的劳动生产物，自然也就鼓励了大家各自从事一项专门的职业，继而在自己熟知的领域内发掘潜质、施展才能。

亚当·斯密认为，各人的天赋、资质差异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多数情况下，与其说是成年人在不同职业中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异致了分工的出现，倒不如说是分工造就了这种才能。他们之间即使最不相同的才能也能引以互用。他们依着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换的一般倾向，把各种才能所能创造的不同产物，组成一个共同的资源体系，就像是一个共同的财富平台，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随意地交换别人生产的任何产品。

本人认为，利已心态在经济活动中有其合理性，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由于承认其合理性，才诞生了许多民营企业，创造出丰硕的财富。但在非经济性的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没有其合理性。我们提倡的是，一心为公，公而忘私，助人为乐，舍己为人。如果在政治生活中，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违反法律，走上犯罪道路，那就更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