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原道》第二章“杨墨”，有六个要点：

第一点：孟子如此仇视杨墨

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以为他一生做的最大的事就是“距杨墨”。

第二点：杨朱“轻物重生”，以隐者著称

韩非子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也就是说，拔其小腿上一根毫毛可以利天下，杨朱也不做。杨朱的“重生”或“为我”的主张，是与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主张，不相容的。

孔子主张积极救世，而杨朱一派的人说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自称是“避世之士”主张做隐者，消极于世。

第三点：杨朱学说的进展者庄子

杨朱的学说，在《老子》、《庄子》、《吕氏春秋》中，尚可见其大概。《庄子》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所谓“缘督以为经”，就是遵循自然脉络，以之为常法，顺应自然规律。全句的意思是：人若为善太多，以至于得到美名，因舍不得美名，不合于重生的道理；人若为恶太甚，而至于受社会制裁责罚，也不合重生的道理。所以善养生的人，不敢为太恶，也不敢为大善，只处于善与不善之间，“缘督以为经”，这才是全身养生之道。

道家学说的第一步进展，人重生，须不自伤，并不使他人他物伤之。

道家学说的第二步进展，得利避害。

道家学说的第三步进展，“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无吾身，吾有何患？”

第四点：庄子的“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中讲了一则故事：“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之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能免乎累。若乎乘道德浮游则不然。……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耶！”

冯友兰认为，此故事关键在后半段，所说是庄子全身避害的方法。“物物而不物于物”，意思是驾驭外物而不为外物所驱使。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对于一切皆是主动，不是被动。

第五点，墨家对儒家的批评

《墨子》中的《非儒篇》中说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洁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第六点，墨子兼爱与孔孟仁爱的区别

其一，墨子的兼爱，是无差别的爱；而儒家的爱，是有差别的爱。

《墨子》中有一段：“巫马子谓墨子曰：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我爱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人于我家人，爱吾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巫马子是一个儒者，他说他不能兼爱，爱有差别，爱邹人甚于爱越人，爱鲁人甚于爱邹人……

孟子问夷子，说：“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人亲自己兄长的儿子，自然比亲他邻人的小孩为甚。人本来爱他自己的父母，胜于爱别人的父母；爱自己的子女，胜于爱别人的子女。照儒家的说法，这是无须改正的。人所需注意的事，在爱你父母的时候，应该念及，别人也爱其父母；在爱你子女的时候，应该念及，别人也爱其子女。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其二，冯友兰认为：墨子所主张的兼爱是功利主义境界，而儒家所主张的仁爱是道德境界。

“仁”是爱人，这是孔子说的，也是墨家所赞成的。但追其源，则不同。儒家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是道德境界。而墨家的答案是：兼爱之道，“中（重）国家人民之利”。“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戝；此天下之大害也。”可见，墨家兼爱的理论是功利主义的。

功利主义，正是儒家所反对的。

墨家的功利主义，再举一例：

人死后，儒家主张“厚葬久丧”，墨家主张“薄葬短丧”。墨家的理论根据是；“计厚葬为多埋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已成者，挟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

孟子则说：厚葬只是求人心之所安，并不是计算如何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