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在新原人“才命”一章中说：“一个人的努力，我们称之为力。”“一个人的天资，我们称之为才。一个人的在某些方面的才的极限，即是他的力的效用的极限。”

他举例说：“一个诗人能成为大家，或能成为名家；一个画家的画，能是神品，或能是能品，都是他的才所决定的。”

他又说：“在某些方面有大成就的人，都是在某些方面特别努力又在某些方面有天才的人。”一个在生理上可以长高的人，必须有适当的培养，然后他的身体才可以发育。但一个人，如在生理上本不能长高，无论如何培养，他也只能长那么高。人的才亦是如此。

他认为，才为天授，天授的才须人力以发展完成之。就此方面说，才靠力以完成。但人的力只能发展完成人的才，而不能增益人的才。就此方面说，力为才所限制。人于他的才的极致的界限之内，努力使之发展完成，此之谓尽才。

本人觉得冯友兰太过于看重“天授的才”。毛泽东曾经批评过“天才论”，认为何为才，就是“聪明一点”，人是靠后天的努力在斗争中增长“才”干。旧社会的不少苦孩子，放牛娃，后来成了共和国的将军。即使是在知识性很强的领域，也不能忽视后天的努力。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是也。再说，有些成就非凡的人，小时候甚至还有点“傻”。

但冯友兰关于“命”的观念，很值得参考：

他认为人的才和力常为命所限，而命是后天非己所能控制的遭遇。汉朝的冯唐，功勋卓越，于文帝时，他年尚少，而文帝喜用老成人，因此他不能升官。及到汉武帝时，他年已老，而汉武帝又喜用年少而有为之士，因此，又不能升官。这些情形，对于他来说，都是不期而遇的，也就是说，没有谁为他事先设计好他的命运，而又非他的才及力所能改变的。他的此种遭遇，即是他的命。

世俗所谓命，是先定的。冯友兰是反对的。

命是力所无可奈何的。他又举例：一个人任意挥霍，以致一贫如洗，他的贫是“自作自受”，不能归之于命不好。另有一人的房子，于战时为敌机炸弹所中，他因此一贫如洗，他的贫则可归于命。

一个人命运的好坏，表现为他所遭遇环境是顺还是逆。顺境固然是好，但逆境对于人也不完全是不好的。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肌，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逆境可给人一种锻炼。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历史故事总是表现历经曲折后的大圆满的实现，如苏武留匈奴十九年，终得归汉。既回长安，诏令以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担，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这真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但苏武的道德价值在其留匈奴十九年，吃尽千辛万苦，几度面临死亡，仍持节不屈，并不在于其有圆满结局。

也有人一生都很顺，并不存在逆境的锻炼，一样办大事，成大业。

照天地境界中的人的看法，所谓顺逆境，都是从人的观点所作的区别。同一环境中，对此人为顺，对彼人为逆。从天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是宇宙大全的一部分。任何事物，任何变化，都是道体的一部分，都是顺理顺道。任何变化，都是顺而非逆。个人只能改变小范围的环境，大的范围是无法改变的。

冯友兰在这一章的最后说：“人在修养、学问、事功，无论何方面的大成就，都靠才、力、命三种因素的结合”。

笔者认为，在国家大环境很好的前提下，个人可能出现局部的逆境，但“你既然改变不了环境，就得改变自己”。兴许改变了一下自己，即佛教所说的“破执”，逆境立即变顺境。

笔者同时认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作为个人应该顺应潮流的发展，涌立潮头，贡献自己的才与力，做时代的弄潮儿，而不应成为历史潮流的绊脚石。

笔者还认为：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紧连在一起，国家好，个人的命运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