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我的写作

  选自大家散文文存精编版《没有秋虫的地方》

我虽然常常写一点东西，可是自问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写作经验。现在承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函约，要我写这篇东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才合适。会中附寄来一份表，标题叫做《我怎样写作》，是叫作答的人逐项填写的。我就根据表中所开各项，顺次写下去，有可以说的多写一点，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略去不写：把那份表作为我这篇文字的间架，这是一个取巧的办法。

那份表的甲项是“兴趣如何发生？”

我对于文艺发生兴趣，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追溯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家里发见了一部《唐诗三百首》和一部《白香山词谱》。拿到手里，就自己翻看；对于《三百首》中的乐府和绝句，《词谱》中的小令和中调特别觉得新鲜有味。因为不是先生逼着读的，也就不做强记死背的工夫；只在翻开的时候讽诵一番，再翻的时候又讽诵一番而已。经籍史籍子籍中也有好文艺，如《诗经》《史记》和《庄子》，我都不能领会，只觉得这些书籍是压在肩背上的沉重的负担。那时候中学里读英文，用的本子是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杂记》（这本书和古德斯密的《威克斐牧师传》，在当时几乎是学英文的必读书，但从此读通英文的实在没有多少人；现在中学里，好像不读这些书了，但学生的英文程度还是不见高明），一行中间至少有三四个生字；自己翻查字典，实在应付不来，只好在先生讲解的时候把字义用红铅笔记在书本子上。为要记字义，不得不留心听先生的讲解；那富于诗趣的描写，那看似平淡而实有深味的叙述，当时以为都不是读过的一些书中所有的，爱赏不已，尤其是《妻》《睡谷》《李追大梦》以及叙述圣诞节和威斯明司德寺的几篇。虽然记了字义，对于那些生僻的字到底没有记住；文章的文法关系更谈不到了，先生解说的当时就没有弄明白；但是华盛顿欧文的文趣（现在想来就是“风格”了）很打动了我。我曾经这样想过，若用这种文趣写文字，那多么好呢！这以前，我也看过好些旧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都曾看过好几遍；但只是对于故事发生兴趣而已，并不觉得写作方面有什么好处。

现在就乙项“写作如何开始”的第一目“开始写作的年龄”来说。

我从书塾中“开笔”，一直到进了中学，都按期作文。这种作文是强追的练习，不是自动的抒写，不能算写作。自动抒写的开始是作诗。记得第一首诗是咏月的绝句，开头道：“纤云拥出一轮寒”，以下三句记不起了。那时我在中学里，大概是二年生或三年生，升到五年级（前清中学五年毕业）的时候，和几个同学发起一种《课馀丽泽》，自己作稿，自己写钢版，自己印发，每期两张或三张，犹如现在的壁报；我常常写一些短论或杂稿，这算是发表文字的开始。民国元年，我当了小学教师，其时“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刚才输入，上海和各地都有“社会党”的组织，我看了他们的书报，就动手作一部小说，描写近乎社会主义的理想世界。大约作了四五章，就停笔了，因为预备投稿的那一种地方报纸停办了。这份稿子早已不知去向，不记得详细节目怎样，只记得是用白话写的，三年或四年，我的小学教师的位置被人挤掉，在家里闲了半年。其时上海有一种小说杂志叫做《礼拜六》，销行很广，我就作了小说去投稿共有十几篇，每篇都被刊用。第一篇叫做《穷愁》，描写一个穷苦的卖饼孩子，有意摹仿华盛顿欧文的笔趣；以后几篇也如此。这十几篇多数用文言，好像只有一两篇用白话。这是我卖稿的开始。

过了四五年，五四运动起来了。顾颉刚兄与他的同学傅孟真罗志希诸位在北京创办《新潮》杂志，来信说杂志中需要小说，何不作几篇寄与。我就陆续寄了三四篇去；从此为始我的小说都用白话了。接着沈雁冰兄继任《小说月报》的编辑，他要把杂志革新，来信索稿；我就作了《小说月报》的长期投稿人。此后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集拢来就是题名为《稻草人》的那一本。李石岑兄周予同兄主持《教育杂志》，他们要在杂志中刊载一种长篇的教育小说，我才作《倪焕之》。若不是这几位朋友给我鼓励与督促，我或许在投稿《礼拜六》后不再作小说了。

新体诗我也作过，独幕剧也作过三四篇，现在看看都不成样子，比小说更差。《新文学大系》中曾选载了几篇，我翻看时很感惭愧。至于写散文，大概开始于十二三年间，就是现在中学国文教本中常见的，《藕与莼菜》《没有秋虫的地方》那几篇。那些散文的情调是承袭诗词的传统的，字句又大多是文言的，当时虽自觉欢喜，实在不是什么好文字。以后，我主编《中学生》杂志。这种杂志的一个特点是注重语文研究，我就与亲家夏丐翁合作一部《文心》，按期刊载。这部书用小说体裁叙述学习国文的知识和技能，算是很新鲜的；至今还被许多中学采用，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文心》完成之后，我的写作几乎完全趋向国文教方面，小说和散文都很少作了。直到最近，因为职务的关系，和朱佩弦兄合作了一部《精读指导举隅》，一部《略读指导举隅》，还是属于这方面的。这两部是中学国文教师的参考书。现在中学教国文，阅读方面有“精读”“略读”两个项目，都应由教师加以指导，然后学生自己去修习，修习之后，再由教师加以纠正或补充（实际上这么办的并不多）；我们这两部书算是指导的具体例子，希望我们的“同行”看了，能够采纳我们的意见，并且能够“反三”。

乙项的第二目是“开始写作的倾向”，下列四个子目，其中两个是“爱用白话”和“爱用文言”。

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必再提。可是我另外有要说的。我是江苏人，从小不离乡井，自幼诵习的又都是些文言书籍，所以初期的白话文和“五四”时候一班作者一样，文言的字眼和文言的语调杂凑在中间，可以说是“四不像”的东西。以后自己越写越多，人家的东西越看越多，觉得这种“四不像”的文体应该改良。仅仅把“之”字换了“的”字，“矣”字换了“了”字，“此人”换了“这个人”，“不之信”换了“不相信他”，就算是白话文吗？于是我渐渐自己留意，写白话要是纯粹的白话。直到如今，还不能完全做到，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完全做到。关于纯粹不纯粹的标准，我以为该是“上口不上口”；在《精读指导举隅》里，曾经谈到这一层，现在摘录一部分在这里：

白话文里用入文言的字眼，与文言用入白话的字眼一样，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问题，只有适当不适当，或是说，效果好不好的问题。要讨论这个问题，可以从理想的白话文该是怎样的想起。

白话文依据着白话，是谁都知道的。既说依据着白话，是不是口头用什么字眼，口头怎样说法就怎样写法呢？那可不一定。如果一个人说话一向是非常精密的，自然不妨完全依据着他的说话写他的白话文。但一般人的说话往往是不很精密的，有时字眼用得不切当，有时语句没有说完全，有时翻来覆去，说了再说，无非这点意思。这样的说话，在口头说着的时候，因为有发言的声调面目与身体的表情等帮助，仍可以使听话的对方理会，收到说话的效果。可是，照样写到纸面上去，发言的声调、面目与身体的表情等帮助就没有了，所凭借的只是纸面上的文字，那时候能不能也使阅读文字的对方理会，收到作文的效果，是不能断定的。所以在写白话文的时候，对于说话不得不作一番洗炼的工夫。洗是洗濯的洗，就是把说话里的一些渣滓洗去；炼是炼铜炼钢的炼，就是把说话炼得比平常说话精粹。渣滓洗去了，炼得比平常说话精粹了，然而还是说话（这就是说，一些字眼还是口头的字眼，一些语调还是口头的语调，不然，写下来就不成其为白话文了）；依据这种说话写下来的，才是理想的白话文。

文字写在纸面，原是叫人看的，看是视觉方面的事情。然而一个人接触一篇文字，实在不只是视觉方面的事情。他还要出声或不出声的念下去，同时听自己出声或不出声的念。所以“阅”“读”两个字是连在一起拆不开的。现在就阅读白话文说，读者念与听所依据的标准是白话，必须文字中所用的字眼与语调都是白话的，他才觉得顺适，调和，起一种快感。不然，好像看见一个人穿了不称他的年龄、体态、身份的服装一样，虽未必就见得这个人不足取，但对于他那身服装至少要起不快之感。而不快之感是会减少读者和作品的亲和力的，也就是说，会减少作品的效果的。

把以上两节话综合起来，就是：白话文虽得把白话洗炼，可是经过了洗炼的必须仍是白话，这样，就体例说是纯粹，就效果说，可以引起读者念与听的时候的快感。反过来说，如果白话文里有了非白话的（就是口头没有这样说法的）成分，这就体倒说是不纯粹，就效果说，将引起读者念与听的时候的不快之感。到这里，可以解答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了。白话文里用入文言的字眼，实在是不很适当的足以减少效果的办法。

或者有人要问：现在国文课里，文言也要读，这就有了文言的教养；既然有了文言的教养，写起白话文来，自然而然会有文言成分从笔头溜出来；怎样才可以检出并排除那些文言成分，使白话文纯粹呢？这是有办法的，只要把握住一个标准，就是“上口不上口”。一些宇眼与语调，凡是上口的，说话中间有这样说法的，都可以写进白话文，都不至于破坏白话文的纯粹。如果是不上口的，说话中间没有这样说法的（这里并不指杜撰的字眼与不合语文法的语句而言），那便是文言成分，不宜用入纯粹的白话文。譬如约朋友出去散步，决不会说“我们一同去闲步一回”。走到一处地方，头上是新鲜的树荫，脚下是可爱的草地，也决不会说“这里头上有清荫，脚下有美草”。可见“闲步”“清荫”“美草”是不上口的。又如你只能循着那锦带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浅”（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文句）一语，在口头说起来，大概是“你只能沿着那锦带似的林木想像那清浅的河流”，可见“想像那一流清浅”是不上口的。只要把握住“上口不上口”这个标准，即使偶尔有文言成分从笔头溜出来，也不难检出了。

到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说。譬如董仲舒有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明明是文言的语调。可是“从前董仲舒有句话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样的说法却是口头常有的，口头常有就是上口，上口就不妨照样写入白话文。“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语出于《论语》，语调也明明是文言的。可是，“某人作某事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样的说法，却是口头常有的，口头常有就是上口，上口就不妨照样写入白话文。前一例里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所以上口，因为说话说到这里，不得不引用原文。后一例里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上口，因为说话本来有这么一个法则，有时可以引用成语。在“引用”这一个条件之下，口头说话既不排斥文言成分，纯粹的白话文当然可以容钠文言成分了。这与前一节话并不违背，前一节话原是这样说的：凡是上口的，说话中间有这样说法的，都可以写进白话文，都不至于破坏白话文的纯粹。

现在再就字眼说。如《易经》里的“否”与“泰”两个字，表示两个观念，平常说话是决不用的，当然是文言字眼。可是经学或哲学教师解释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口头不能不说“这样就是否”与“这样就是泰”的话，他也许还要说“经过了否的阶段，就来到泰的阶段”在这些语句里，“否”与“泰”两个字上口了，就把这些语句写入白话文，那白话文还是纯粹的。试看这两个字怎样会上口的呢？原来与前面所说一样，也是由于“引用”。

同时我以为写文言也得纯粹，写“梁启超式”的文言就不该搀入古文格调，写唐宋古文就不该搀入骈体文句，否则都好像“一个人穿了不称他的年龄、体格、身份的服装一样”。偶尔写文言，我就认定这个标准，不敢含糊。现在有些人写信，往往文白夹杂，取其信笔写来，不费思索，又便利，又迅速；我也常常这样。可是要知道，这种体裁要写得好，很不容易。在语文素养较深的人，文言中搀几句白话，或者白话中搀几句文言，虽在作者写的当时并不曾逐句推敲，但解析起来，一定是足以增进文字的效果的。素养较差的人如果学它，增进效果的好处既得不到，反而使文字成为七拼八凑的一件东西：还是不要学它的好。

丙项“写作生活的叙述”的第一目是“写作时间的选择”。

这很简单，我从小就不惯熬夜，所以不留有过深夜作文的事情；所有我的文字，当教师的时候便在课余写，当编辑的时候便在放工以后写。夜间当然要利用，可是写到九点十点钟，非睡觉不可了。

第二目是“写作场合的选择”。我的文字大多在家里写，下笔的时候，最好家里人不说话，不在我眼前有什么动作，因为这些都要引起我的注意，使我的思想不能集中。邻家的孩子哭闹，汽车电车在门外往来，对于我就没有关系，我好像没有听见什么声音似的。在旅馆里开了房间作稿，我也干过两三回，可是成绩并不好。在旅馆里虽与一切隔离，桌子椅子也比家里舒服，然而那个环境不是平时熟悉的，要定下心来写东西自然比在家里难了。第三日是“写作二三小事”，下列三个子目，其中一个是“写作速率与持久力”。我的写作速率以前比较高，三四千字的一篇文字一天工夫便完成了。以后越来越低，到近几年，一天至多写一千五百字，写七八百字也是常有的事。这大概由于以前不大琢磨，后来知道琢磨了。我的琢磨常常在意思周密不周密和情趣合式不合式上，为了一个词儿和一种句式的选定，往往停笔好久，那当然快不来了。《倪焕之》的写成是很机械的，全部规定刊载在一年《教育杂志》的十二期里，我就每个月作两章，每两章总是连续写一个星期，有空就写，不管旁的事儿。这部书在笔调方面，前后不很一致，这该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

第三目三个子目中，又有一个是“作品的修删”。我在完篇之后，大概不很修删。但并非信笔挥洒，落纸就算。我把修删工夫移到写作的当时去，写了一句就看这一句有什么要修删，写了一节又看这一节有什么要修删，写作与修删同时进行，到完篇时，便看不出再有什么地方要修删了。修删当然运用心思，可是我还用口舌，把文句一遍又一遍的默念。直到意思和情趣差不多了，默念起来也顺口了，我才让那些文句“通过”，这个办法，我自己知道有弊病；因为一边写作一边修删，就不免断断续续，失掉了从前文章家所说的“文气”。然而我的习惯已经养成要改变却不容易了。

丁项是“写作上的困难”。我每有了朦胧的意思，不动手就写；把它放在心头，时时刻刻想起它，使它渐渐的显出轮廓来。有的过了好久好久还只是个膜胧的意思，那时就不免感到烦闷。我没有写录笔记的习惯，想到一些细节目，都记在心上。想到之后，顺便把它安排（如这一节对于人物的描写该放在某处地方，这几句对话该让篇中人物在什么时候说出来）；落笔的时候自不能绝不改动，但改动的究竟是少数。轮廓和细节目都想停当了，我才动手写。写的时候，工夫大多花在逐句逐节的琢磨上，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一切有了眉目，我并不感到茫然无所措手足；可是把想停当了的东西化为文字，犹如走一段很长的路程，一步不到，一步不了，因此总有一种压迫之感。直到写下末了一节的末了个字，我才舒畅的透一口气，把那种压迫之感解除了。

丁项列有五目，其中有一目是“作品的结局”。这有一点可以说的。我很留意作品的结局，结局得当，把全篇的精神振起，给读者一个玩味不尽的印象，是很有效果的。我的结局也预先想定，不但想定大意，往往连文句也先造成了，然后逐步逐步的写下去，归结到那预定的文句。我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做《遗腹子》，叙述一对夫妇只生女孩不生男孩，在丈夫绝望而纳了妾之后，大太太却破例的生了个男孩，可是不久那男孩就病。丈夫伤心得很，一晚上喝醉了酒，跌在河里淹死。大太太发了神经病，只说自己肚皮里又怀了孕，然而遗腹子总是不见生出来。到这里，故事已经完毕，结局说：“这时候，颇有些人来为大小姐二小姐说亲了。”这句话表示后一代又将踏上前一代所走的道路，生男育女，盼男嫌女，重演那一套把戏，这样传递下去，不知何年何代才得休歇。又有篇叫做《风潮》，叙述一群中学生因为对于一个教师起反感，做了点越轨行动，就有一个学生被除了名。于是大家的义愤和好奇心不可遏制，起来捣毁校具，联名退学，个个都自以为了不起的英雄。到这里，我的结笔是“路上遇见相识的人，问他们做什么时，他们用夸耀的神气回答道：‘我们起风潮了。’”这个结笔把全篇终止在最热闹的情态上，“我们起风潮了”这句话，含蓄着一群学生极度兴奋的种种心情。以上两个例子，似乎是比较要得的结局。

戊项“写作的完成”的第一目是“作品完成后的感觉”。

作品完成之后，我从不曾感到特别满意，往往以为不过如此，不如想像中的那个轮廓那些材料那么好。可是我也并不懊恼，我的能力既只能写到如此，懊恼又有什么用处。

第四目是“批评对作品的影响”我不很留心登在报纸杂志上的那些批评文字；那些文字不是有意挑剔，就是胡乱称赞，好像谈的是另外一回事儿，和我的文字全没关系。我乐意听熟悉的几个朋友的意见，我的会心处，他们能够点头称赏，我的缺漏处，他们能够斟情酌理的加以指摘，无论称赏或指摘，我都欢喜承受，作为以后努力的路标。

写到这里，一份表算是填完了。复看一遍，其中并没有什么经验足以贡献给青年作者的，很觉惭愧。

1943年应重庆天地出版社征稿。

编入《文艺写作经验谈》，署名叶绍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