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加福音》：“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我觉得，不是先知不被本乡悦纳，而是本乡成就了先知。

先知往往是道德实体化的符号。家乡、故乡——或者一个意识共同体，很难容忍一种道德实体符号的存在。因为，它是反衬大众平庸、堕落的一面镜子。

克尔凯戈尔以个性艺术家与德性来说，艺术家受推崇或嘲笑属偶然，因他与普通人不同，创造力不触及存在。但是，德性之人不一样，他必受迫害。

“德性氛围是大众心境，人因德性被赞美到极致，就成为叮人道德残缺的牛虻。”他说。

当道德先生未成先知前，必会受到大众的嘲笑、辱骂，人们不拿当一回事。因为德性往往也是复古的象征，向后兼容的文化，总给人一种落寞感。

但是，当看到道德先生偏执到极点，嘲笑、辱骂根本无法阻止他时，大众便开始感到恐惧。他们此时往往会有两种手段对付他：一、通过赞美，将他抬高为先知活圣人，以此拒之千里。让他失去故乡，成为流浪者；二、将他从世间彻底抹去，以此求得心理平衡。

先知如此。我们的孔子也是如此。李零关于《论语》的研究一书——《丧家狗》，实在是最深刻、传神的命名。

将道德先生捧到先知、圣人地位，即便他们身在故乡，他们与大众之间也有鸿沟。这鸿沟让大众以集体矮化的方式，获得了一种安全感、正当性。

先知或圣人，如果死掉，那他的声名将迎来高潮。因为，当大众意识到，这根“扎在人们背上的芒刺已落掉”时，他们长舒一口气，内心的十字架因为先知的远去而卸下。他们会将先知进一步塑造成神，以免他转世成人。

放到现实层面。那些有着超越众人视野的人，也常常远离故乡的文化里获得认同。放逐、流亡、大离散，往往给予他们镀上一处道德的印记。在异质的文化体系里，他们反而成为一个深刻的观照者。

当然也有些虚伪的道德家、思想家。他们靠的不是真正的思想与道德，而是一种曲意逢迎的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在做文化生意。当他们在异质的文化里获得浮泛的认同，越是印象主义、倏忽而逝，他们越是迫切地以先知形象出现故乡面前。一番“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感觉。

之前借孔子这条丧家狗，写过论语、诗经里的“旷野”圣经里的“旷野”，那是道德家成为真正先知的大门（见《孔子的‘旷野’精神》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c05d130101ez9f.html）。孔子是“匪兕匪虎，何草不黄”，菜色陈蔡。弦歌不衰；而在圣经里，摩西、亚伦在耶和华教谕下，率领埃及治下的以色列人，正身处迦南之前的磨难。孔子的故乡都在身后，这些以色列人的故乡则在怀疑里。

当孔子重新回到故乡，这个道德实体化符号，因为年老体衰，对于鲁国三桓已经不构成威胁，他只是修订诗书，故乡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民众已经得到教育，道德家不是以“牛虻”的身份重新现身，而是以新的参与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只有到了孔子死后，他才重新成为大众的道德丰碑，最后神化。

故乡是道德家、思想家的二律背反。没有故乡的与束缚，不会有先知的出现；没有先知的回归，故乡将再也不是故乡。因此，《路加福音》上面那句话，与其当成经书的教条，不如当成世俗的人格教育，一个人首先只有走出故乡的牢笼，才能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但是，他内心寻找的真正的神圣，仍在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