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仅存77年，国运不济。不过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拥有开放的心态。一个典故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任大汗时显示出对基督教的宽容。
《马可波罗行纪》第七章“大汗命波罗弟兄二人使教皇所”记载：
马可波罗弟兄接受忽必烈觐见后，为他讲述了拉丁人的事情，忽必烈很喜欢。于是命令他们担任使臣，欲遣往教皇所。二人答应。忽必烈让人修书一封，让兄弟二人带去，呈赍教皇。
在信中，忽必烈希望教皇遣送100个熟知基督教律，通晓“七艺”的人过来。他们须知辩论，并用推论，对于偶像教徒及其他共语之人，明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教，他教皆为伪教。如能证明此事，忽必烈将同其所属臣民，将为基督教徒，并为教会之臣仆。此外，忽必烈还让马可波罗将耶路撒冷救世主墓上之灯油携还。
当时是1268年，距忽必烈成为元代第一个皇帝仅两年，以一个帝国锻造者身份向异域宗教表示宽容，至少说明了当时基督教传播的影响力以及忽必烈在文化上的胸怀。
而所谓“七艺”，不是古代中国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指欧洲中世纪的文法、论理学、修辞学，算数，几何学，音乐，天文学。
显然，忽必烈想把基督教与欧洲主流学术传统移植中国，但又对基督教保持了一点距离，即如果能证明它是最优的宗教，才会投身基督，成为它的教界子民。
当时忽必烈已53岁，对于中原文明早已谙熟。事实上，早在他担任藩王时，就一直思考“大有为于天下”，热心于中原文化，并先后任命许多汉人学者治道。当时的中国，佛教最为普及，道教也大行天下。
那为什么他对欧洲如此倾心？揣摩一下，难道仅仅是欧洲当时正处文艺复兴前夜，各种社会思潮开始向外波动？
我觉得应该与忽必烈对汉文化高度同化力的警惕有关。也许正是因为他非常熟悉中原文明，知道它对异域文明有着强大的同化作用，尤其是相对弱势、呈现流动感的蒙古民族的马上文明。他也许担心未来统治中原之后，文化上的弱势让他只能得到一个军事的形式征服，而文化与政治将深陷一片汉人文化圈。
进而延伸一下，这也许是忽必烈对未来帝国统治的血统与合法性的担忧，毕竟，在中原民众的意识中，蒙古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都是野蛮未开化的民族。这也许成为忽必烈扩大权力视野中时，寻求移植欧洲文明的平衡理由，毕竟，欧洲与他在中原之外，有一种潜在的文化合作的可能。这种可能可以加深自己内心合法的认同感。
事实上，忽必烈虽然喜欢汉文化，重用汉学者，但是在四大社会等级中，汉人只排在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民族总称）之后，仅列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其他各族人）之前。
蒙古民族还是被很大程度上汉化了，这在语言、服饰、政治制度等各方面都有反映。这过程中伴随着蒙古民族上层阶级的很多矛盾与斗争。。但这毕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忽必烈对欧洲文明的宽容与他对汉民族文化的警惕，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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