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读有关“父子相隐”的话题。 

       楚之“直躬”者，更象是一种契约精神。它标志着叶公时期，楚文化的演进已经先于中原进入另一阶段。

       楚之直躬，应该不是蛮性使然，否则叶公不会炫耀似地与孔子说，这可谓契约精神，楚文化的演绎已经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或与南方日益发达的区域经济有关。

      这里我还想举出一个例子。当年，晋公子重耳流亡到楚国时，楚成王善待了重耳。

       及楚，楚之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

       “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这句话透露了楚国当年的经济状况，已非中原大多数诸侯所能比。经济的超越，一定会有文化上的变革，本来属于文化跟随者的楚国，已经进化到相当水平。

       直躬者证父偷羊与楚成王平和对待重耳，这中间有相通的约束力，即契约精神，公正精神。成王表面遵从的虽是“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背后的逻辑，但他首先强调的却是世俗一面，即“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这是对一个有作为的领导者的发自内心的尊敬，成王爱才，建立在世俗基础上，它带有强烈的道德、民主意识，即他没有因为楚国盘踞南方，有称雄之意，而先于晋中兴之前杀掉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但是，中原主流文化力量显然更大。读到韩非子等人对“叶公语孔子”中楚之“直躬者”的演绎，觉得有一种被扭曲的感觉，在当时的环境中，楚文化仍然是被漠视的“夷”之文明，上不了台面的。

        先再次贴一下《论语.子路》的原文。叶公语孔子：

     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韩非子集解》：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想不到就连那个庄子也是如此：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