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全祖望、王昆绳学问已很了得，但他们齐齐称道一个布衣文人刘继庄。

       王昆绳在《刘处士墓表》中讲了个故事。说刘继庄弱冠之时，佛学博洽一方。某日，一高僧到其家乡收钱讲法华经。刘给他点钱，让他讲，自己则吃饭、睡觉、打呼噜。高僧讲得累坏了，刘呼噜也停了。来回几天，旁人感觉诧异。高僧也纳闷，于是问他啥意思。刘跟他说了几句，那高僧大惊，倒地便称神人，愿为弟子。

       王曾与刘共事，被刘视为知己。王称其深谙“天地阴阳之变、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并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农桑火攻器制，傍通博考，浩浩无崖涘”。

       刘继庄生于顺天，先世本吴人，官至太医。不过，北地对刘似乎无所羁绊，他弱冠赴吴，一生布衣，不求功名。有人多次拉他做官而不就。尚书徐健庵拉他多次，才肯到北京参与明史编撰。之后又迅速回到吴地。死时仅48岁。

       王昆绳说，“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因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

       “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这评价显然足够高了。

       全祖望在《刘继庄传》中叙述了刘的学问大略，尤其佩服刘的传统语言学功底。他说，刘生平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

       《刘继庄传》中说，刘“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之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

       当时，《围炉诗话》作者吴修龄的小学学问颇有名，自称“仓颉以后第一人”。中年已很少说话的刘继庄说，那是他“于天竺以下书皆未得通，而但略见华严之旨意也”，其实就是说吴外语太差，只懂得一点梵语。

       想想，那是清初，在中国大陆，外国人实在难得一见。刘懂得天竺语言、拉丁语（蜡顶）、蒙古、女真等语言，如果没有深厚的音韵学知识，绝对不可能掌握的。

       即使是今人，包括所谓最后的国学大家季羡林，通多门外语，可是花了多年，并且有专业研究做基础。刘乃布衣，如此学问，除了书本，一定有游历背景。

       事实上，他短暂的后半生就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也许，元明以至清初以来，民族大融合、西人、中亚人、传教士来华，给了他一种知识背景。

       而刘在《新韵谱》中论述的音韵学、方言学上的方法论研究，更是独具慧眼。民国语言学家钱玄同说，刘氏已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专门写了《刘继庄的音韵学》，声称刘在17世纪末年，已经“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表示，《新韵谱》成书之年，也即1692年，可以算得上汉语“国语运动”的纪元。

      这一评价极高，它将国语运动的新源头“清末民初”，直接拉早300多年。

      可惜，刘一生并未留下多少著作，或多遗失。史料著作《广阳杂记》存于杭州赵氏之手。全祖望有些痛惜地说：“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歧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
       这种学问，是在一种孤独的存在中积淀而成的。刘弱冠便隐居江南，不走仕途，大概其有出世之心。但他的学问，讲求经世，更重未来，比如他非常鄙视清儒章句之学，这透露出他的部分入世与超越的意味，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尊严。

       我所不太理解的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传统中国进入最后一个黄金轴心期，清初政治相对开明，康乾盛世之光闪耀。为何一个太医后辈，甘心放弃仕途，而回归祖上田地，终身藏书、隐居、游历，甘为布衣，这是需要勇气的：一是传统的所谓士人之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顺承一而来的光宗耀祖。

       刘继庄，应该算作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他诞生在那个年代，算得上反常、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