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新网报道，上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4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为1.3万亿元，再破万亿元大关，环比增加1000亿元，赤字率高于今年的2.2%，升至2.3%，为2011年以来最高。

尽管，2.3%的赤字率尚未达到全球公认的3%警戒线，尽管，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赤字规模亦未尝不可，但是，如果结合我国隐性债务现状、以及我国CPI权重的实际错配，我们就会发现，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的连创新高，极其值得警惕。

之于我国而言，所谓隐性债务，一般是指政府为地方融资平台和国企所提供的担保、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等，而据《上海证券报》今年3月份的报道，截止2010年，我国中央隐性负债已近11万亿，地方隐性负债为4万亿，这就意味着，自2009年我国启动大规模投资刺激以来，我国实际负债可能是表面负债的近2倍，这同时更意味着，如果以这一债务变动减去同期资产变动，我国财政赤字极可能远高于当前水平，实际赤字率更是极可能已突破3%的警戒线。

再论及我国CPI权重的实际错配，这是因为，历年来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比重已经大幅降低，而居住成本却在大幅增加，在这一前提下，尽管国家统计局已于2011年对CPI权重做了适当调整，但是，当前食品仍占我国CPI权重的31.39%、居住却仅占CPI权重的17.82%，显然会造成统计局所公布CPI数据与民众对通胀实际感受的巨大背离。故而，在CPI权重的实际错配之下，讨论“当前通胀可控，可适当增加赤字规模”，毫无疑问会犯前提假设的错误。

如此，在厘清我国实际债务水平、并清醒认识我国CPI权重实际错配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当前，不仅实际赤字率可能已经突破3%警戒线，而且我国实际通胀水平留给增加赤字规模的空间，事实亦可能远不如想象般乐观。

应该说，我国近年来财政赤字规模和赤字率的连创新高，与2009年启动的大规模投资刺激密切相关，在本轮投资刺激之后，不仅我国此前偶见的财政盈余现象不复存在，而且包括政府表面负债、以及隐性负债等均在大幅增加。

在宏观经济不景气之下，适度增加赤字规模，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支撑拉动作用，此举不是不可以有，但是，必须对现有实际债务水平、以及实际通胀水平有客观认识。此外，还应对增加赤字规模所造成财政预算支出加大的支出方向，进行清晰鉴定。

之于我国历年固定资产产出率下滑明显而言，我国即使适度增加赤字规模，其所形成财政预算支出增加的部分，也不宜持续向固定资产投资倾斜、尤其不宜向行政主导性投资倾斜。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该市固定资产投资产出率已从1978年的97.1%，连续下降至1988年的70.3%、1998年的49.7%、2008年的49.5%，尽管此后数据缺失，但是，在2009年大规模投资刺激、大量资金涌向固定资产投资之后，我们有理由推测，当下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产出率，极可能已经下降至40%左右。此外，地处江苏省苏北的淮安市，其所公布的固定资产产出率数据，亦已从2001年的212.2%大幅降至2010年的78.7%。

虽然，国家统计局一直没有公布全国固定资产产出率的数据，但是，通过经济发达城市上海和经济水平一般城市淮安的相关数据分析，我们仍可明确感知，我国整体固定资产产出率已呈明显下降趋势。而在固定资产产出率明显下降之下，不进行深层次的调结构，而试图仍然依赖增加赤字规模以拉动经济增长，显然是寅吃卯粮、竭泽而渔之举。

故而，我国近年来财政赤字的连创新高，极其值得我们警惕，是否增加财政赤字规模，应在厘清我国实际债务水平和实际通胀水平后再做定夺，而即使适度增加财政赤字规模，亦不能将由此增加的财政预算支出，过多投入到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而应更多向民生保障性支出方面倾斜。

    本文发于《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