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9日的陆家嘴论坛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将调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并详细阐述“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要求，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资本比例，允许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

应该说，尚福林的上述发言，不仅是对10天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响应，而且还给出了当下民资参与村镇银行政策天花板的解决方案。

对此，我们理应持赞赏态度，因为在我国银行业整体仍以国资控股的背景下（除民生银行、泰隆银行等极少数外），通过对最低股比要求、以及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资本比例等进行调整，先行打破民资进入村镇银行的政策天花板，显然是一个合理可行的选择。

选择村镇银行作为民资真正介入银行业的突破口，其合理可行体现在：其一，与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相比，村镇银行的资本要求明显偏小，辐射区域半径也相对受限，如此即使试错也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二来因为村镇银行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其所做业务亦主要以区域内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为主，而这与大中型银行的客户选择存在相对交叉，不会立即对大中型银行形成竞争压力。

但是，如果我们回归“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初衷，我们就会发现，仅仅依赖对村镇银行的放开，不仅不能切实体现民资与国资的相对公平，更不能起到倒逼银行业改革、以及系统降低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终极目的。

实际上，之于当下而言，我们有必要在开放村镇银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提出并开放社区银行，或者干脆以社区银行作为村镇银行的升级版，含盖包括农村和城市地区在内的所有小型银行机构。

从经营区域特征来说，社区银行与村镇银行既有类似处，又有差异处。二者的类似处，主要体现在，均有一定的经营辐射半径限制，小微企业贷款均为二者的主要业务；二者的差异处，则主要体现在，社区银行处于城市，以城市工商业贷款为主，而村镇银行因所处农村，除区域内小微企业贷款外，还要承担相当一部分的涉农贷款。

其实，开放社区银行，远比开放以农村为主要经营区域的村镇银行，对民资的吸引力更大，其对倒逼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效果也将更为明显。这是因为，与村镇银行所锁定的农村地区相比，城市不仅人口居住集中度更高、而且城市住房具有金融的抵押物属性（农村住房则不具有），如此，民资参与设立社区银行，既可以系统降低单位运营成本，更可以全面降低运营风险。而且，经由民资参与设立社区银行，对于历来以城市工商业为主体业务的大中型银行，可以起到全面倒逼其改革之效。

除此之外，开放民资参与设立社区银行，更可起到系统降低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之效，以美国社区银行（资产总额低于10亿美元、辐射区域人口4万人左右）为例，当下占美国商业银行总数已高达90%以上，而且因其“贴近客户”的社区特性，美国社区银行不仅存款利率高于大中型银行，而且贷款利率更远低于大中型银行，更值得称道的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全面突显出大型银行企高的风险系数时，其社区银行的风险系数则明显小很多。

在开放民资进入银行业这一议题上，尽管决策层的方向早已明确，但事实上，却过于谨小慎微。而就是在这种谨小慎微中，我们看到，以国资主导的我国银行业，历年来在资产和信贷规模不断膨胀时，其真正的业务结构并没有得到调整和升级，逾80%的经营收益仍然依赖于利差垄断，而且，以国资主导的我国银行业，在缺乏外部竞争压力的市场环境下，我国实体经济的终端融资成本亦一直居高不下。此外，难以根治的财务软约束特性，更直接导致了我国银行业潜在坏帐的逐年累积。

之于当下银行业的僵化结构而言，过于谨小慎微已经不合时宜，只要监管层落实完善分类监管机制，全面对民资开放村镇银行、尤其是社区银行等小型银行机构，不仅不会增加我国银行业的系统风险，反而会结构性分流我国银行业的系统风险，更会起到全面倒逼我国银行业改革、以及系统降低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之效。

本文发于《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