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银行业危机的发酵之下，6月24日，上证指数暴跌5.3%失守2000点，包括民生银行、深发展A等近200股跌停。

很明显，当下我国银行业的危机，不仅已严重波及到A股阶段性的走势，而且如任其漫延，其极可能会形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从而全面冲击我国经济的各个层面。

尽管仍无确切数据证实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系数，其整体是否已到了崩溃边缘。但可以完全证伪的是，我国当下银行业的风险，远非其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风险可控”——6月20日，银行间同业隔夜利率拉升至13.44%,就连1周利率也高达11%,均创下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来的新高。

面对高得如此惊人的同业拆借利率，仅以外资回撤、临近季末考核、以及预判失误陡增信贷等予以解释，显然难以服众。事实上，上述因素充其量仅是引发当下市场恐慌的外部因素，而其最为根本的核心内因却在于，在流动性泛滥时代所形成的短贷长投惯性、以及国有银行的财务软约束旧疾。

客观而言，虽然我国M2（广义货币量）27年增长了143倍，但在1986—1998年由于商品市场的高速发展，对其时的货币宽松起到了极强的吸附作用，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又因我国政府全面启动房改、医改和教改对货币的吸附，故而直至2003年我国货币量虽大幅扩张，但其流动性仍处于总体可控阶段。

然而，在2003年之后，在商品和资产市场对货币吸附能力明显弱化之下，我国仍呈高速上升的货币量增速，显然有相对抑制的必要。正因为此，2007年央行连续启动加息和增加存款准备金，以期对其时的流动性过剩进行抑制。然而，其时正行推进的货币收缩计划，而陡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以致使得原定的货币收缩计划，急速转向为货币扩张计划，自2008—2012年我国M2又进入高速扩张阶段，仅5年间我国广义货币量就增加了一倍。

在流动性泛滥时代，商业银行必然会形成对货币增量预期的依赖，再附以我国银行业特有的利差垄断特征，故而近5年间我国银行业不仅竞相跑马圈地进行扩张，而且表面上亦均有可观的巨额收益（16家上市银行赢利总额占A股所有上市公司赢利总额近50%）。

但是，这种由货币宽松和利差垄断所带来的美好年代，是无法有效持续的。这不仅因为，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带来通胀隐患和人民币币值高估，而且实体经济本身亦是无法承受过于高昂的信贷终端成本。更为关健的是，多年来形成的对货币宽松预期的依赖，已经导致银行短贷长投的业务特征，而这一旦遇到实体经济（包括地方融资平台）无法按期还款，我国银行业的资金链就会立即崩紧。

再追溯我国银行业当下惨状的内因，仍有必要指出我国银行业的财务软约束旧疾，尽管自2000年后我国银行业历经股份制改造、和IPO上市（五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但在“国有”特征仍很明显之下，我国银行业的财务软约束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在其时政策性投资刺激的信贷需求下，我国银行业一度置风控规定于不够，从而直致埋下当下极其难解之祸根。

故而，在我国银行业危机已经初显之下，央行在系统性风险尚未爆发之前，理应保持冷静而不能仓促出手救援，因为我国当下广义货币量并非不足，而是在于货币的流通效率过低。而对此进行破解，则不仅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从而提高货币流通效率、以及系统降低融资终端成本，更应切实降低民资进入银行业的门槛，从而真正改变我国银行业财务软约束之困境。

本文发于《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