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经济数据，已明确昭示我国经济进入通缩窘境——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仅上涨3.0%，不仅连续3个月持续下跌，更创下23个月新低；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下降1.4%，不仅连续3个月负增长，更创下30个月新低。

如此悲情的判断，无论之于经济学界“CPI连跌3个月”即为通缩的常识、还是之于当下PPI持续负增长的态势，均显著成立。
    CPI从去年5.4%的高位，下滑至今年前5月平均3.5%的合理区位（新兴经济体），固然有值得欣喜之处，这表明我国经济短期内已告别通胀。但是，当下CPI和PPI如此急速、且呈连续下滑的态势，则表明我国经济的通胀“旧忧”刚去、通缩“新忧”又来，而如果通缩久久挥之不去，则极可能形成与经济衰退强烈的负循环——经济衰退，导致通缩严重；通缩严重，进一步加速经济衰退……

那么，应如何解当下“通胀”之忧，以免经济陷入通缩与衰退的负循环之中呢？对此，反周期操作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杀手锏，亦即是说，在通胀苗头出现时，进行货币紧缩和投资压缩，在通缩苗头出现时，进行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

基于此，在我国经济通缩苗头已然出现之当下，再度启动的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似乎切合反周期操作理念。遵循这一逻辑，我们似乎应理解，在持续一年半（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底）的货币紧缩之后，我国于2011年底迅速转向为货币宽松，连续3次下调存准金率、并于6月8日启动三年半以来的首次降息；我们似乎同样应理解，在地方债务总额高达逾10万亿元、银行隐性坏帐大幅递增之下，我国当下仍然再度启动大规模投资刺激。

但是，再次启动的反周期操作，能解我国当下“通缩”之忧吗？对此的负面参照是，上一轮反周期操作的“短效长痛”。2008年我国遭遇美国次贷危机冲击时，面对CPI从2008年上半年7.9%急速下滑至下半年的4%左右、GDP从2007年11.9%跌至2008年9%的险境，仅2008年最后4个月即连续4次分别下调存准金率和利率，与此同时，4万亿元的中央直接投资、各地逾10万亿元的地方投资亦迅速启动，受此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的影响，我国经济迅速反弹，CPI在2009年-0.7%低位后于2010年回升至3.3%、GDP更是在2009年8.7%之后跃升至2010年的10.3%。但是，在取得为期仅2年的“短效”之后，我国经济却随即陷入“长痛”之中，这不仅之于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底的通胀高企，更之于天量投资所引发的巨额债务至今无法消解。

实际上，2008年实施的反周期操作，很大程度上是当下“通缩”的渊薮所在。在经济体制未能有效改革、内生动力未能有效激发之下，过度依赖于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必然会立即引发通胀高企、投资低效等负作用，而对此再进行反周期操作，则又会“按下葫芦浮起瓢”，通缩和衰退随之而来——这即是我国自2008年至今宏观调控的真实写照，其反周期操作的过于频繁、短效、以及长痛，充分说明在我国经济面临通缩之当下，新一轮已然启动的反周期操作，有必要充分吸取前车之鉴，而不能再走过于依赖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的老路。

加速深化经济体制（含金融体制）改革，才是解我国当下“通缩”之忧、防止经济持续恶化的根本选择。反周期操作仅可收短期刺激之效（亦可能积累风险），而惟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真正激发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对此的正面参照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应对“通缩”的系统实践。其时，面对GDP由1996年的10%下滑至1997年9.3%、CPI由1996年的8.3%跳落至2.8%的困境，表面上似乎与2008年采取的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一样，1998年存准金率下调了5个百分点并连续3次降息、且全面启动基础设施、城乡电网等大规模投资。但是，此轮反周期操作之所以成功、并最终迎来其后长达7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美好时期，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时全面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银行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乃至医疗改革均在此阶段陆续展开，由此全面激活了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当然，10年前应对通缩和衰退的路径选择，当下已不具备复制的可行性，部分更有进行修正的必要性。但是，其时应对通缩和衰退的根本理念，当下仍有借鉴和深思的必要，那就是：反周期操作仅是解“通缩”之忧的相对次要条件，而结构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才是绝对充分条件。

本文发于《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