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下调存准金率相比，降息显然是货币宽松更为明确的信号——6月7日晚，央行决定，自2012年6月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均分别下调0.25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时隔三年半后（上一次为2008年12月23日）的首次降息，之所以选择当下这个时间窗口降息，决策层的考虑可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我国经济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持续的下行探底，“稳增长”已成为我国当下经济的首要任务，由此不仅需要下调存准金率增加货币供给，更需要下调利率降低货币成本；其二，我国通胀水平在度过2011年5.4%的高位后，今年以来已呈小幅回落态势（前4个月分别为4.5%、3.2%、3.6%和3.4%），此时降息短期内引发通胀抬头的可能性不大；其三，在全球经济持续不景气之下，继去年底欧元区降息之后，6月5日澳大利亚央行的连续2个月再降息，已经打开了全球主要经济体新一轮货币宽松的阀门，我国此时降息亦可以理解为“合理追随”。

由此，我们理应承认此次降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之于我国当下持续超高的货币供应量、以及尚未完全企稳的通胀，我们更应认识到，此次降息所明确启动的新一轮货币宽松，仅能作为缓解当下经济下行的辅助手段、而非全部。

之于持续超高的货币供应量而言，实际上，与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相比，我国当下实施货币再宽松的空间已经不大，这是因为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货币超发可谓独领全球风骚，4年内（2008—2011年）M2余额（广义货币量）增幅高达80%，以4月末M2余额88.96万亿元计，我国当下M2∕GDP比值已接近1.9，不仅远高于同期美国的0.6，还高于同期欧元区的1.0、以及日本的1.5。

之于尚未完全企稳的通胀而言，虽然我国当下CPI已从去年高位明显回落，但是CPI位处3%—4%区间仅才3个月时间，而自今年5月以来我国部分城市房价的回涨、以及鸡蛋价格的暴涨，均说明我国当下通胀并未完全企稳，仍然有可能随时被拉高。此外，我国持续2年的负利率状况，在今年2月和4月短暂恢复正利率后，亦可能因为此次降息再次进入负利率通道。

在超高货币供应量、以及随时可能再次拉高的通胀面前，央行此次降息所明确的新一轮货币宽松，仅能作为本轮“稳增长”的辅助手段。与此同时，我们应通过优化资本市场配置功能、大幅降低实体经济税负、以及切实转变行政职能，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实际上，我国当下社会资本投资动能的弱化，并非完全因为表面利率（货币成本）的过高，而是因为信贷资源分配不均衡所导致的实际利率企高，更多的信贷资源（以及信贷优惠）流向国企、以及极少数大型民企，在这种分配不均衡的格局之下，即使降息亦不能有效保证广大民企能够真实共享。

基于此，为达成我国当下“稳增长”的首要任务，除通过降息等货币宽松手段进行刺激外，还需要优化资本市场配置功能，通过信贷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证券市场的强化监管，从而激活持续陷入资金荒的民营企业；更需要大幅降低实体经济税负，通过“结构性减税”的真实体现、以及禁止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助力；此外，我们还应真正转变行政职能，降低行政主导投资增长的模式依赖、以及减少过度干预市场的行为，从而不仅为我国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具备条件，更由此有效提高我国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

无论是此次降息，还是近半年来持续3次（2011年12月5日、2012年2月24日和2012年5月18日）下调存准金率，我国新一轮货币宽松均仅应为“稳增长”的辅助手段、而非全部，以此为经济层面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相对的缓冲期，而不应为对此过于痴迷，否则在短暂的刺激辉煌后，不仅难收“稳增长”的真实成效，更可能由此积累中长期的系统风险。

本文作为社论发于《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