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义而言，一国货币与他国货币实施直接兑换，既可以降低双方货币汇兑成本，从而更便于双方经贸合作，又可以相对提高本国货币的主体地位，从而加速本国货币国际化的进程。

6月1日起正式启动的“人民币直兑日元”，亦因此被赋予了过多的积极意义。细加概括，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绕开美元套算进行做市商直接报价，直接受益的是每年降低30亿美元的汇兑成本，间接受益的是更加便利的中日双边经贸合作；其二，通过“人民币直兑日元”，可相对减少对美元锚的过度依赖，更利于提高人民币的均衡定价；其三，通过“人民币直兑日元”，可以助推人民币加速国际化进程。

当然，必须承认，此番启动的人民币与日元直接兑换，之于中日双边经贸合作、之于人民币均衡定价、之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方向选择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据此过于高估“人民币直兑日元”的积极意义，尤其是脱离我国当下经济急速下行的现实，以此作为人民币加速国际化进程的冲锋号，则不仅不合情理、且更可能因此造成弊大于利的结局。

首先，就“人民币直兑日元”降低汇兑成本而言，固然每年可以降低30亿美元汇兑成本、以及便利中日双边经贸，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中日10余年来的双边贸易占比、以及中日经济的中长期互补性，则此种功效不宜过于夸大。近10余年来中日双边贸易在继上世纪80、90年代的高增长之后，自2000年起已进入增速持续下降通道，日本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占比，已由2001年的17.2%降至2006年的11.8%、再降至2011年的9.5%，在双边贸易占比持续下滑之下，过于高估“人民币直兑日元”所带来的降低汇兑成本功效，显然是不客观的。而这种双边贸易占比的持续下滑，之于中长期而言，不仅难以有效扭转、更可能呈加剧态势，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在度过早期资金、技术（制造业）缺口之后，这两种需求已经持续收窄，而这即意味着中日经济互补性的趋弱，之于中长期而言，能源（及矿产）供给、新兴技术已成为我国经济新的缺口，而这亦已成为日本当下之经济瓶颈，中日双边经济的互补性趋弱、甚至是同质化竞争，之于中长期而言已经难以改变。

其次，就“人民币直兑日元”减少美元锚的过度依赖而言，固然由此可以绕开美元套算直接交易，但是不能因此过于夸大突破美元锚“一股独大”的功效。虽然，在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前，日元曾占全球外汇储备额的6%，更曾一度超过英镑跻身“全球三大货币”行列，但是在欧元正式流通后，日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占比已持续下滑至3.5%—4%区间，不仅与美元、欧元（2011年底分别为62%和26%）的全球外汇储备占比相距甚远，更已被英镑所反超。此外，始于1985年“广岛协议”后的日元国际化，事实亦已证明很不成功，当下日元稳定性不仅与美元、欧元、英镑三大货币相比明显弱势，甚至与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中远少于日元的瑞士法郎、加元和澳元相比，其稳定性亦不占优势，这从日本自身主动（或被动）通过高额外汇储备“求稳”即可窥之一二，虽然其当下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明显少于我国（3.3万亿美元），但是如果算上日本庞大的民间外汇储备量，则中日两国的外汇储备总量极可能并驾齐驱、同列全球首位。

再次，就“人民币直兑日元”助推人民币加速国际化而言，此种相关性本身不仅过于牵强，而且在我国经济明显加速下行之下，人民币加速国际化本身更可能加剧我国自身的危机。一国货币国际化的达成，必然以汇率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资本项下可兑换为前提条件，这之于我国当下而言，其实不是最佳时间窗口。这是因为任何国际货币发行国，均需面临巨额的跨境资本流动，而我国当下的经济急剧下行、产业结构扭曲、以及金融配置功能弱化，均说明我国当下尚不具备货币加速国际化的条件。而如果一味被人民币国际化的“豪情”冲晕头脑，则不仅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所形成的偏离，将成为巨额国际投机资本的套利空间，而且当下呈衰退之势的实体经济亦会因此遭受巨大的外部冲击。事实上，上述脱离现实情况加速本币国际化所造成的危机，不仅有日本、韩国等负面教训，而且还有新加坡于1983年主动收缩实施新元“非国际化”、以及德国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主动限制马克国际化的正面案例。

当然，对于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我国经济而言，推进本币与外币的直接兑换、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理所当然是大方向所在。但是，就“人民币直兑日元”而言，我们不宜过于高估其所谓的积极意义，在本币与外币的直接兑换上，我们还应更多地选择双边经济互补性强的新兴市场货币。而此番“人民币直兑日元”所引发的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冲动，我们则更应该冷静反思。

本文发于《上海证券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