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财政部宣布，批准浙江、广东、上海和深圳四省市，试点地方政府自行发行3年期和5年期债券。

虽然，首批发债总规模被限定在229亿以内，但地方债发行的真正开闸，不仅为未来持续深化的城镇化解决了融资通道，更为当下高达近11万亿的地方债务提供了缓解机制——当下地方债务已到了危急关头，如果算上地方政府的直接举债（教育、医疗等方面），我国地方债务总额可能已高达15万亿左右。即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11万亿核算，今明两年，地方政府集中到期债务本息的偿还亦接近5万亿元。

此番，中央政府通过试行地方债自主发行，为高额地方债务提供应急缓解机制，而不是指令（或变相指令）银行持续放贷“以新换旧”。一方面说明，数额巨大的地方债务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持续放贷会将风险累积恶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与历年相比，我国央行“独立性”得到了相应提高。

如果时间回到从前，此种地方政府巨额债务的处置方式，可能会有两种：一种是由财政部发行相应的债券，指令央行出面认购；另一种是让央行放低利率、并相应增加信贷额度，配合地方政府通过“以新换旧”还贷。

上述两种方式，均以弱化央行“独立性”为代价，为地方债务买单（或变相买单）。且由此会持续助推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冲动，更可能加剧由此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我们承认央行“独立性”相应提高的同时，如果对本轮巨额地方债务的形成、以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反思，就会发现其兆始及恶化，亦来自于我国央行的“相对不独立”。

本轮地方债务危机，始于2008年中央政府为避免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在作出4万亿元中央直接投资的决定后，央行随即全力配合支持，并于其后两年放发逾十万亿元针对性的“配合信贷”。

当然，在我国经济遭受次贷危机的严重冲击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拉动经济增长、刺激内需、带动就业，就阶段性而言有其合理性。纵观今日所谓央行独立的欧美，在其债务持续恶化之下，亦不得不弱化相对央行的“独立性”，以配合其经济的复苏。

但是，本轮刺激性投入的过大，以及相关项目过程监管、基本效率评估的相对缺失，直接带来了今天风险权重较大的巨额地方债务。

无论是巨额地方债务隐患的警示，还是持续高企的通胀水平，以及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下逐渐开放的要求，似乎均在说明我国央行有加速“独立性” 进程的必要。

如果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因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货币流动的相对稀缺，此时为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相对可以容忍较高的通胀水平——亦即是说，此阶段政府“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要大于央行“价格稳定”首要任务的重要性。

但是，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32年后，我国早已由改革之初的资本极度稀缺，变为今天外储逾3万亿美元的全球外储第一大国。此外，无论是通胀的高企、资源的供给，还是环境的制约，均要求我国尽快改变过于依赖投资的粗放式增长。这就说明，过去因发展水平的滞后、货币流动的稀缺，所赋予政府“经济增长”重要性大于央行首要任务的“价格稳定”，在事实层面的合理性而言，已不复存在。

当然，就“经济增长”而言，“十二五规划”已将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降为“十二五”7%，这与“十一五”期间11%的增长均速相比，大幅下调了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之于下一阶段发展的相对放缓，给央行“价格稳定”真正作为首要或唯一任务，提供了可能性。

在自主发行试行以缓解地方债务危机之际，我们更应该反思，正是在央行“独立性”相对缺失下，经由制度性诱导，才形成今天数额巨大、风险巨大的地方债务。

之于当下，在通胀持续高企、金融开放进程加速、经济增长急需转型之时，我国应尽快通过顶层设计，提升央行在法律层面的地位，给予央行更大的独立性。此外，在组织、职能方面，更应给予央行更大的空间，以确保其中长期“目标理性”的达成。

本文发于《国际金融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