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八九年间，正是杜甫“忤下考功第”漫游齐赵的末期。其时正是开元盛世的末期，杜甫也正值壮年。开元二十四年的那次落第，对他来说，几乎算不上什么打击。他漫游齐赵的那几年，过着裘马轻狂的放荡生涯。春天风和日丽，和朋友们在丛台上聚会欢宴，饮酒歌唱；冬天草木萧瑟，和苏源明等在青丘旁打猎，呼鹰逐兽，骑着骏马穿梭在皂栎林间，翻越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岗。几乎从杜甫出生起，开元盛世伴随着他的成长持续了二十几年，大唐的国力到了极其强大的时期，文化繁荣，士人们的漫游风气盛行。落第对他们来讲，绝没有今天高考落榜那样打击巨大。这固然和大唐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和多种渠道的仕进之途有关系，更和大唐士人们的文化气质有关。那是一个即将迎来暴风雨的时代，但绝不会发生后来范进中举那样人性促狭的丑态。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极其自信，对生命的自觉意识可能远超今天这个处处麻痹束缚我们精神的高速运转的冰冷的时代。说得清楚点，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自信开放的时代，恰好，也是诗人最意气风发的年龄。
有两种让人神往的动物和唐人们联系的最为紧密，在大地上肆意驰骋的骏马和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雄鹰。我们抛开一切和这两种动物在唐代社会中的作用相关的文献考证不管，仅从我们对唐代和唐人的不那么全面的了解，我们也一定觉得能象征唐代社会风貌和士人精神的似乎只能是这两种动物。唐人像骏马和雄鹰对大地和天空的征服一样，矫健威严优雅从容地统治着亚洲这片土地。
        杜甫后来写过遭难的苍鹰战乱中和主人失散的瘦马，他甚至在诏许回家探亲之际为代步借过军马，但开元末的杜甫，还没有看到那么多的苦难。他笔下的骏马来自西城盛产名马的大宛，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乌孙马，大宛马先后而至，到了唐代，西城名马更是被座人推崇备至。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士人，无不以拥有一匹西城宝马为傲。杜甫在房兵曹那里，见到兵曹刚买的大宛马，锋棱瘦骨，双耳竹批，精爽雄姿，跑起来四蹄轻快生风，诗人的豪情即刻被点燃。拥有这样一匹宝马，所向无空阔，性命堪托，横行万里，怎是怎样辉煌骄傲的人生啊!而当年的杜甫，何尝不愿像一匹奔腾的骏马一样，驰骋在帝国广袤的历史舞台上！他看到有人画鹰。画的人自然是丹青之能手，猎鹰在他笔下呼之欲出，连系鹰的绦镟，都逼真的光亮可摘。但旁边看的人对猎鹰的喜爱，对雄鹰精神的感通，让画家许是聚会助兴的一次普通挥毫充满激烈慷慨酣畅淋漓的色彩。诗人对走马放鹰的生活太熟悉，一人喜爱了。他箭法不错，深得苏源明赏识。猎鹰疾飞冲天，搏击凡鸟，毛血纷纷洒落的场景他见的很多。那个时候的诗人，正是嫉恶怀刚肠的年龄，猎鹰的鸷猛正是他心雄万夫的最好的写照。
诗人落第后没一点消沉，在山东一带尽情漫游，结交朋友，胸中的学问和豪气足使他把自己的目光放得极其高远。他眼中还只有一览众山小的大视野，还没有留意到山间的葳蕤草木；他眼中的友情一派雍穆，还没有什么世态炎凉。他看到来自大宛的胡马，骁腾矫健横行万里，就连画在绢布上的猎鹰，也让他觉得风霜肃起。他写的是马是鹰，但何尝不是诗人自己？
        我们仔细感受这两首诗铿锵有力的音节运行，简直是诗歌中的进行曲，步履整严，慷慨激昂，顿挫中有无限的豪迈，诵读中都不免骄傲地昂起头颅。毫无疑问，这两首诗写作于他年少气盛之时，其中统一的情绪甚至可以告诉我们，它们很可能写于同一时期。
        好吧，这是两首适合调整呼吸，把我们所熟知的老杜的沉郁暂时忘却，遥想壮年的盛唐壮年的杜甫，也把我们自己现实当中的那些污浊洗洗干净，重拾我们年轻的豪迈，然后大声诵读出来的诗歌：
        房兵曹胡马诗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画鹰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
        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