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柏塬回来，赶晚七点多的火车，到延安大约要三个多小时。我放下行李，拿出书看一会儿。乘火车独行是很惬意的事，不必和谁说话，却并不孤独。看看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窗外的风景，火车在大地上运行，在终点到达之前，确定的到站时间让人在等待中放松神经，固定的空间让思维的自由无限放大，运行的速度感又不至于让人感到停滞的迷惘空虚。那几个小时的时间，简直是上帝在你生命之外的特别的恩赐，任由你尽情地挥霍。若有一本书，也一定看得漫无目的毫无功利性。这真是看书的好状态。或许，一个常常坐火车的人极容易成为一个诗人、思想家。

现在是夜晚。车平稳后，我拿出书像预期一样漫无目的地看起来。我的座位在过道，过道斜对面的一个小伙子上车后看了我一眼，我没抬头。一会儿他又盯着我看，我的眼神和他相对的刹那，他忽然问：“你是不是在四中教过学？”我说是。“你是不是朱老师？”小伙子紧追了句。我说是。小伙喜形于色：“朱老师，我是吴建昭，07年毕业，你教我们语文。”我终于想起来了。那些年一年一届高三，带过的学生太多，留下印象的极少。小伙显然很兴奋。“朱老师，我常记得你那时讲课，一节课一篇文言文或一首诗，我们做，你只讲十几分钟。但那十几分钟呀，真让我们学了很多东西。”我苦笑了一下，“那是以前，现在我可不能那么讲了。”那些年高三教学，我没写过一页教案，终日看书，查资料，选择适合给学生学习的古诗文，我甚至给一个文科班学生选讲过一个月的《论语》，我固执的认为，只要把古诗文学好语文也就学好了。我抛弃资料试卷，上课随心所欲，许多学生因此在枯燥的高三爱上了语文。正如我预想的一样，那些年学生的成绩也从未落后过。我也怀念那些年的学习状态，学校图书馆的好书我读了不少。对杜诗的热爱，也是从那时开始萌发。我记得学生早读时，我也旁若无人的大声读杜诗。雪地里微雨中，跑到山上读书，读得热血沸腾了，上课回来就讲杜诗。

我苦笑是因为这几年在新学校的处境。学校推行自主高效课堂改革，上上下下地动员，开会，学习，“三单六步”“零开口课堂”，每周三次的集体备课，统一进度，统一环节，每周的听课评课。学生的学案课时作业雪片一般铺天盖地。因为要落实某种绝对正确的思想，所有人都得被具体而统一的模式裹挟着前进。异议者被冷落抛弃，趋同者得志，终于变成上下一心的运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某一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运动。我去黄柏塬之前，心情就陷入低谷。十几年来，我从没有这样被工作裹挟的无助感，我因为一切用数字说话的时代而心生恐惧。现在看来，多年前我的课堂，不就是自主高效吗？

这是我写文章时对那瞬间苦笑的延伸，火车上的谈话却是紧凑的。吴兴奋的给我介绍他的境况，伴着我的一两句提问。07年他没考好，补了一年，上了陕科大，毕业后以本科文凭进了陕西重金属研究所，同事大多是博士硕士。领导很看重他的谈吐，让他负责研究所企业的营销，全国各地几乎没有没去过的地方了。

“朱老师”，他感慨的说，“这么多年来，我常记得你给我们毕业时上的最后一堂课。”“是吗？我上了什么？”我问。“你上的主题是教育的本质。”他很肯定的回答。我完全忘了，但我肯定是上过。每年的毕业生，最后一课，我常常会讲一些高瞻远瞩的大话。“我那时说了什么？”我问。他说：“你说，教育的本质不在于你给学生讲了多少知识，而在于在学生今后的人生中究竟留下些什么。”这话应该是我说的。

“你那时常告诉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又加了句‘阅无数人’，把它作为我的座右铭。那时你让我们读书，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着。我西安买的房刚装修，两室，可我把一室装成了大书房。每次出差我总带一本书，时间长就带厚一点的，时间短就带薄一点的。在飞机上读，在宾馆里读。真是越读越觉得离不开书。高中学了那么多英语，我现在一点都用不上，就算和外国客户谈判，都有翻译。假使让我当老师，不管让我教什么，我一定告诉学生，一定要多读书。那不光是谋生的问题。现在我每到一地，谈判之余，总爱到乡下，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甚至就坐在田畔看人家在水田里劳作，吃一吃人家的特色小吃，觉得书里生活里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值得我慢慢的品味。”他讲得有点沉醉了。

我说，全靠你悟性大，我可没想到那些话对你有那么大的影响。我这么说，但心里却很温暖，甚至有点得意。我一直觉得，在眼前急功近利的环境里，教育是渐渐变质的。现在学校一切以高考成绩评价，一切量化评价。教育的量化是可疑的。我曾经做过比方，假使我带的学生，有个人后来成了爱因斯坦，你带的学生，因为管理的严格平均成绩很高但终究都碌碌无为，这又怎么量化呢？哪怕我的影响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我看来，是很好回答的。我也相信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巨大影响。比如，我虽然才疏学浅但还能当个语文老师，大概就深受高中语文老师叶迎飞老师的影响。我现在还算热爱文学，的确要归功于他。我会终生记得叶老师的一堂课。记得那天上课，我从靠窗的座位出神地看小理河对岸84876团部的操练，阳光照在小理河上，粼粼的水光，叶老师正讲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他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刘白羽在三峡船上看到的景象，岸边的花，带着露珠闪光的草叶，我的思维忽然就被拉了进去。叶老师娓娓地讲，他沉醉而自然的表情，自然优雅的手势，下课铃响了，我似乎还沉浸其中。或许就从那时起，我热爱了文学，热爱了语言的描摹带来的乐趣。

吴说：“朱老师，还有一件事对我影响挺大，你读过我的作文。”

我说，“是的”。我忽然好像把一段记忆找回来了，那年我的确读过一篇考试作文，就是吴建昭，我甚至记起他的语言简洁而深刻的特点。

“我记得我的文章没怎么被老师读过，没什么华丽的辞藻，可是你读了，我当时想，老师的鉴赏力，真和别人不同啊。”他说。

我说：“我是不轻易读学生的文章的。过度的赞许有时容易膨胀学生的虚荣心。”

“是啊！”他说，“那些高中学的好的同学，老师常常宠着，可是上大学后，有的就不一定好了。我们班的某某某，上大学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沉浸在游戏里，颓废得很，毕业工作也不好，还很羡慕我。”

这一点我深有同感。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听同学王雷的课。他和我老乡，考大学分低，上了委培班，大二那年他选择了留校，我狂妄自大的放弃了留在当年心目中“这个鬼地方”的母校的机会。现在，我混迹于中学陷入无穷尽的琐事中，渐渐颓废，王雷已经是学问深博的学者了。如果从学问这个我们共同的追求来看，教育真是无法量化的。

我带过的学生很多，有不少也常反馈一些令人鼓舞的信息，有受我影响而坚决学习了中文的，有从高三一年后开始热爱语文的，这些总算让我于无意义的杂乱中找到了安慰。如果说我真要寻找眼下这个爱不得恨不得的工作的意义的话，恐怕也就是这些了。

我对吴建昭说：“这些话，我要说给我现在的学生听。”

我们在火车上的三个多小时，就这样谈着，不觉就到了。我收拾背包，鞋子上裤子上还沾满黄柏塬带回的泥土，实在不像个老师。下车时，我还想，我怎么就当了老师呢？把眼镜卸了，黑黢黢的，灰头灰脑的，挤在民工里还协调点。记得那些年下晚自习常到一家便利店买泡面吃，老板有回忍不住问：“你们工地咋常半夜了才下班？”想起来不禁哑然失笑，可是我已经带出去上千的学生了，也算桃李满天下。夜色里，我和我的学生随着滚滚人流出了车站，握手告别，彼此又都融入滚滚人流中。夜深了，很凉，天空黑蒙蒙的，似乎还下点小雨。明日我又将面对我新的学生，我该怎么给他们上语文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