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坐满体育馆的五千多人当中，我想我是有资格来谈论克莱德曼的。奇怪的是，我对满场鼓噪并用英文齐声高呼“我爱你”的少女却没有丝毫感动，她们懂克莱德曼吗？我的目光常常停留在与我一般大小的“成年人”脸上，他们的神情往往是沉静的，只是在标签一样的主题旋律出现的时候，他们身体会出现轻微的颤抖，我怀疑我的眼睛是否真的看到了这种颤抖，那也许是仅止于心灵的涟漪微泛吧。我的表现当然不会是这样含蓄了，我在周围比我小很多的年轻人面前一方面故意流露出岁月的沧桑感，另一方面也不失时机地狂放一下，我一听到熟悉的“阿德丽娜叙事曲”、“玫瑰人生”和“秋的絮语”，就拼命地鼓掌跺脚，而绝大多数的少男少女们在辨认出周华健的“花心”和《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旋律时才有这样的举动。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因为我总能听到：“这音乐太伤感了，太伤感了!”或者“太忧郁了太忧郁了”的话语，而我偏偏就在这让“年轻人”伤感忧郁的时刻，手舞足蹈地兴奋不已。

散场之后，请我去这场“演唱会”（他们都不叫这种在体育馆里的节目作“音乐会”，而统称之为“演唱会”）朋友问我有什么感觉，我回答说：“什么感觉，我1981年就听克莱德曼，今天终于亲眼见到他了，你说是什么感觉？”沉吟片刻，我又不打自招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克莱德曼的音乐陪我爱过两次，我本来以为忘了，结果没有，所以我也伤感。”

在柔和的灯光下，克莱德曼除了脸部微胖一点外，岁月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变化，但是我知道他的女儿已经三十几岁了。许多人并不理解他为何还要在声望已经明显坠落的时候频繁来中国演出。这一次如果我不去看，恐怕也会相信出于商业的理由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但是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因为我和我的同龄人都在他的身上找到了实实在在的怀旧感。即使他的艺术算不上永恒，但他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无疑记忆永驻。更何况他的一切都没有退步，伴奏的乐队人数虽然大大减少了，配器却更加考究，效果自然更有说服力。我倒是觉得今日克莱德曼大可不必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更是不需去仿效美国摇滚的节奏和改编港台流行歌曲。他只凭他当年的成名作就可以活一辈子，只要我们这一代人还活着。

在许多中年夫妻的身边大多会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与十几年前相比，这个孩子极有可能并不是正在学琴，因为现在许多家长都知道，以克莱德曼叔叔为榜样是不能成为钢琴家的，这就不像克莱德曼最火的年代，孩子学琴不弹“阿德丽娜叙事曲”和“秋的絮语”是万万不可的。世道的巨变真是令人感叹。再联想如今克莱德曼居然在北京、上海和南京都遇到票房危机，甚至观者寥寥，而媒体记者竟极富思辩气质地认为这是中国演出市场走向理性、走向成熟的标志，真是让人听来发笑。我当然不相信这些记者们当年没被克莱德曼感动过，只是他们无缘无故地忘本并不全表现在足球、影视和其他什么他们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事情上。不过我虽然也看报，但基本不看“娱记”们煞费苦心、很动脑子写出来的东西。我说看克莱德曼“复杂”是因为在那场演出前后发生的一点事情。目前我的“爱乐者”身份很容易让人误解，似乎在一些人看来，热衷西方古典音乐的人就不应该再去理克莱德曼。所以当我拿多余的票送给另几位同样“爱乐”的朋友时，他们会以为我是不稀罕去看才送给他们的，于是便像受到侮辱似地断然拒绝；而当我告诉他们我肯定去看时，他们就瞪大眼睛连呼“有没有搞错”。这一切令我很难过，正是因为同样喜欢音乐才使我们成为朋友，但在对音乐观念的理解上，双方的出入竟如此之大。可一旦我去询问那些所谓喜欢流行音乐的人是否去看克莱德曼时，得到的回答更是让人气沮，一句“老掉牙了”的判语便使我相信克莱德曼确实已与“流行的”格格不入了。

有了这样的前奏，我在体育馆里的疯狂便显得有点做作甚至刻意为之了。当时的气氛总让我觉得怪怪的，从表演者到观众当然还有记者和工作人员，明显是真情的东西太少，在交流上更是存在严重的感觉错位。这样来说，只要任何一个乐队一旦奏出“花心”或“泰坦尼克号”都会赢来如潮的掌声和少女的哭喊，那么克莱德曼的价值又何在呢？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羡慕前面提到的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在立场上受到父母的影响，又能心境平和地去感受克莱德曼音乐的魅力。他们没有先入为主的东西，像当年我们初听克莱德曼时一样心驰神往。他们也许已经体会到了钢琴乐音和乐队旋律的美感，可惜他们年龄还是太小，无从理解曲调背后那一个个美丽而动人的爱的故事。不过即使他们长大成人了，就能理解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情感和故事吗？

我记得那天我还近乎粗暴地命令我的一个同事的儿子随我们全家前往。这是一个充满梦想的13岁的男孩，我不希望他错过这样一个在音乐中梦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