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提到生活四大要素吃穿住行，总把吃排在第一位，可见中国人对于吃的需求是多么迫切。我想这不单单是因为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对于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来说，对于吃的重视还来源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程度不等的饥荒。小时候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父母辈人总要在家里存一些类似于咸肉、腊肉、咸菜之类的腌制食品，后来读的书多了才明白对于腌制食品的偏爱也来自于中国人潜意识中无时不在的“饥荒危机感”，并非是因为这些东西有多好吃。现在超市或高级饭店里卖的那些腌制食品是经过改良的，从色泽、味道到口感都与我儿时记忆的腌制食品完全是天渊之别了。对饥饿的纪录不仅存在于历史的进程中，还存在于文字记录中。“饥”、“馑”二字就是记录饥饿的生动文字。《论语》中有“因之以饥馑”的说法，所谓饥馑很少有人明确解释，其实八个字就可以解释清楚这两个字的具体含义了：“在谷为饥，在蔬为馑”，古人们的生活很贫苦，有粮食有菜就算有了嚼谷，所以饥馑一词没有涉及到肉，真不知道现在的小孩是不是在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谷为饥，在蔬为馑，那在肉为何字呢？没粮食没菜咱吃肉不行吗？”。

我出生较晚，没有赶上中国史上最近的一次大饥荒，不过对于饿的记忆也还算有那么一点。小时的我一到吃饭的点总是早早坐在自己的小椅子上怨女盼夫似的盼着仨碟子俩碗，等饭上来了便甩开腮帮子颠起后槽牙解恨似的把饭桌上的东西往嘴里填，毫不夸张地说我觉得用于做北京烤鸭的原料填鸭在饭量上都是我孙子，我说的是相对饭量，也就是说如果鸭子的自身重量和它的饭量比是10：1的话，那么我的体重和饭量比就是10：3，而绝对饭量上我当然认为人的饭量要大于鸭子的饭量，对于这点我虽小也还不至于不清楚。我记忆中总是吃不饱，所以一遇到稍好点的吃食就丝毫不会考虑暴食后得胃下垂的危险，印象最深的一次吃饭好像是70年代末，一次父母带我去北新桥吃西餐，要知道那时候吃顿西餐要花掉父母月工资的一半，也就是20块钱。我们三人中父母是知识分子，虽然那时代的知识分子还不能完全摆脱社会上的人对臭老九的不屑，但他们还是很自觉地遵守着臭老九的应有风度，不管饭多好，只吃个8分饱。我则没有他们那么臭老九，不管什么菜上来，总要吃得见了盘子底儿。最后三个人从西餐馆出来的时候，由于吃得肚子“蒙古蒙古”的，几乎是父母把我抬出来的，抬了一会，我觉得有些内急，于是请示了他老二位，在一个墙根下解决了一下。没想到的是内急解决完了，肚子却又觉得在唱《空城计》了。一个以饥饿为主要标志的时代，吃很自然地变成了生活的主题，那个年代关于饥饿是所有中国人深刻的记忆，所以一切关于吃的印象自然也深刻起来，比如在某个饭馆别人正在吃饭，你就必须站在坐着吃饭的人身后等座，再比如与吃相关联的米票、饭票、粮票、肉票之类，当然那个年代买什么都需要凭票，但其他所有的票证的重要性和关于吃食的票证一比都成了等下之票了。后来看丛维熙写的《走向混沌》，里面叙述自然灾害时期在农村的人猪挣食真是触目惊心，对比一下自己的饥饿记忆真是小巫见大巫。关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描写的作品不少，什么啃树皮、吃观音土和易子相食之类的记载在书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作者们对此大多持悲观态度和批判的观点，批判的矛头直指本朝太祖皇帝。我觉得太祖皇帝固然不甚懂得治国，但本朝建政初的悲剧也不应由他一人承担，本朝的所有文武重臣和全体百姓们也该承担他们的媚上与纵容之罪。再有一点就是为探索一条新的政权道路应该有所付出，只不过以人命铺就的探索之路代价未免大了些。

山西有俗语来形容山西人民向往的生活等级：“扔甚（读音如“剩”）吃甚、剩甚吃甚、有甚吃甚、想甚吃甚”，在山西人民看来想甚吃甚是生活的最高追求。现在的中国的大城市与这一理想所差无几了，只要你不是想成天头枕龙虾脚踏鲍鱼地生活。我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过人是很奇怪的，生活好了吧，又想过去的苦日子了。明明能吃龙虾鲍鱼偏偏去吃忆苦饭，明明能喝白米粥偏偏要喝粗棒碴。我最近喜欢吃麻豆腐喝豆汁，这两种吃食是北京底层人们的常见食物，所谓麻豆腐与豆汁是同一属性，由同一种原料和方法制成，是制造绿豆粉丝和淀粉的下脚料发酵，发酵后加水熬开就是豆汁，用布过滤后布上边控净水分的就是麻豆腐。豆汁这种东西由于发酵的缘故总有一股子泔水味，但是细细品来却是酸香满口，豆汁有解暑祛火功效，适合夏天饮用。而麻豆腐则更是好吃，正宗麻豆腐的制作方法是麻豆腐加雪里蕻，用切成丁的羊尾油炒，为了提它的咸味，炒麻豆腐时要加勺黄豆酱。炒得之后，用勺子在麻豆腐中间打个窝，中间加入炸好的辣椒油，周围则要撒上青韭。端上来后满屋子都会飘着韭菜的香气。不过这两种食品北京以外的人好像都不太接受，我活这么大也就遇到过一个人还不甚抵触。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我这人也有些自虐倾向，如果考虑到一有外地朋友来京我就带他们去喝豆汁吃麻豆腐这一节的话，那就说明我不但自虐，还喜欢虐他。看着他人在饭桌上喝豆汁吃麻豆腐的蹙眉撇嘴，我就从心眼里高兴：不光是因为他受到了我的虐待，还因为在看到别人被虐的时候我能够朵颐大快。对于自己的这种行为我国老祖宗早就给出了解释原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如果考虑到要从国际接轨我的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可以依据的根由了。

关于吃我还有个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中餐肯定比西餐好吃，法国大餐不算在内。中国自古在吃上下的功夫可不小，光看看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那套关于吃的礼仪就会觉得吃的神圣了，比如什么食不言寝不语、比如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比如什么割不正不食之类。不过我倒是很怀疑孔老夫子他老人家逃难的时候是不是能如此守礼，人要是真能活到逃难都能守礼的程度估计他也同样会在安定医院备案的，若按我的这个想法生发开去，我就有被全体中国人撕了喂鹰的危险，因为全体人民觉得他们信奉执行了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的创始人竟然是安定医院的备用病人，会有受骗上当之感。中国人好面子，他们自然不愿承认自己上当，于是我这个揭穿皇帝外衣的小孩就性命堪忧了。有鉴于此，为了保命我还是不把孔夫子当成圣人而是当成一个凡人看待比较好，凡人的孔子就是马三立先生所说的：“孔子曰：添汤！”式的孔子，估计这样的孔子也更接近历史真实，并且我觉得添汤的孔子真是个特好玩的老头，我要是生在那个时代也一定去拜他为师，和子路颜回一道跟着老师舀元宵汤喝。西餐没有那么多讲究，西方人的头脑中科学的成分比中国人多，所以他们的烹制讲求个标准化，比如加多少佐料、烧多少时间都有规定。这固然是好的一面，好的地方是标准化有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也正是为什么麦当劳肯德基一类的垃圾能够行销全世界的原因。但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经过了这种标准化的烹制，食品的制作过程变得毫无生趣可言，中国菜的制作和厨师的精神、体力、经验、手法、眼力密切相关，每一道菜品的制作过程都是这些方面的结合，于是才有了中国菜所讲究的色、香、味、意、形，更确切的说每一道烹制出来的菜都是一件艺术品，每一道菜品和其他菜品的制作和成菜或者同一道菜品的制作和成菜都绝不会雷同。法国的哲学家罗素说：“须知参差多彩乃是人类幸福的本源。”这句话在中国菜上也是很恰当的，如果考虑到我这种没有什么追求混吃等死之人的全部生活乐趣就在于仨饱俩倒儿，罗素先生的这句话应该改成：“须知参差多彩的中国菜乃是我幸福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