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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钧:“弃婴岛”争议的背后

(2013-12-30 20:00:50)
标签:

唐钧

条件

祖国

惨剧

背后

分类: 诤说·社会政策
   报载:《南京弃婴岛继续惹争议,天天收弃婴网友质疑》。有媒体报道说:继石家庄之后,近期的西安、南京,以及明年的深圳等地,“婴儿安全岛”陆续投入使用。南京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弃婴岛启用两周来弃婴骤增,且几乎都患有疾病,这再次引发了社会舆论对这一人性化举措的质疑。此举是拯救生命的善举,还是会变相鼓励弃婴行为?
  对“弃婴岛”的质疑,涉及到中国对于儿童问题的一个认识误区,就是缺乏甚至根本没有“以儿童为本”的价值理念。如果站在这些重病重残的儿童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即使不被父母遗弃,他们又会面临怎样的境遇。中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中国目前还有很多家庭因为低收入而经不起家人重病重残的折腾,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父母因为没钱放弃治疗,一条小生命可能就会很快地消逝。所以,“弃婴岛”的存在,对这些家长无力送医救治的重病重残儿童,无疑是一个生命能够得以延续的福音。怎么看待“弃婴岛”?万不可本末倒置:在中国,弃婴现象由来已久,且无法令行禁止,“弃婴岛”只是在从家长身边走向儿童福利机构的途中,给被遗弃的儿童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环境而已。说句大白话,不管怎么说,总比把孩子扔在露天或小树林里强,仅此而已。
  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石家庄儿童福利院在全国首试“婴儿安全岛”,几年来,弃婴的数量并未因此而上升。南京市儿童福利院设“婴儿安全岛”后,有过一段弃婴数量的上升期,但随之很快就归于正常。据分析,弃婴上升是因为有外地农村的家长把弃婴送到了南京。其实,他们并不会因南京不设“弃婴岛”就不遗弃婴儿,而是因为南京有条件更好的“弃婴岛”而把婴儿送到了南京。
  然而,有一个问题可能应该说明:“弃婴岛”本身不是问题,但由政府办的儿童福利机构来实施却是个问题。因为刑法规定,弃婴行为应当以遗弃罪进行处罚。政府的儿童福利机构设立“弃婴岛”,甚至包括收养弃婴,就有了公权力出尔反尔“认可弃婴行为”之嫌。因此,在国外,收留弃婴一般不会由政府或政府机构出面,而是由民间组织或者宗教组织来实施的。
  在讨论“第三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时,我们经常会引用美国学者利维特的一段名言:“以前人们往往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私即公,非公即私。这种划分太粗陋,忽略了一大批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他们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这类组织可称其为‘第三部门’。”当法律规定父母不可以遗弃儿童,相关的政府机构必须执行,收养弃婴就成了政府机构做起来“出力不讨好”并且会遭遇公众质疑的事情。然而,对于“遗弃罪”,非政府组织或者宗教组织则可以说:不能眼睁睁地看孩子病痛冻饿而死吧!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收养了这些被遗弃的孩子。
  自从一年前出了个“袁厉害事件”后,中国政府更是明令民间不准办儿童收养机构,其实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有因噎废食的嫌疑。民间办孤儿弃婴的收养机构,并不意味着一定办不好。但由民间办福利机构,也并不是为了“给国家省钱”。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同样的投入,民间机构说不定会比政府机构办的更有活力。
  中国社会对待儿童问题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把儿童的成长与家长的责任捆绑得太紧。与遗弃儿童相对应的另一端,是有些家长因为种种原因已经不具备“监护人”的能力,此时如果再片面强调家长的责任,甚至强调到他人或社会组织不能介入和干预的地步,也是极不人道的。南京的两个小女孩被活活饿死的事件,从后来的报道看,并不是没有发现女孩的家长失踪。但在这段时间内,鉴于孩子有母亲,便没有他人或社会组织真正出面救助这两个可怜的女孩,结果导致惨剧。这与“弃婴岛”似乎无关,但又不无关联,在这里也顺便说一下,中国社会讨论儿童问题,一定要逐渐建立起“以儿童为本”的价值理念。
  进一步的讨论,自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潜移默化,儿童成了“社会包袱”的代名词,这是值得中国社会警醒的大问题。我们今天讲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似乎已经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不能引发更多的联想。但是,主语“花朵”前的定语毕竟是“祖国”,这说明,儿童的成长也是国家的责任。一个没有花朵般儿童的“祖国”,会有前程似锦的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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