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醉驾入刑”，北京判了两个案子。因为这两个判例都是在“释法”之后宣判的，所以格外引人瞩目。据媒体报道：5月17日，东城法院对“醉驾入刑”后北京查获的首位醉驾司机李俊杰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俊杰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同日，东城法院对高晓松醉驾案作出一审判决，高晓松醉酒驾驶机动车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六个月拘役，罚款4000元。
　　这两个判例，应该可以使这几天让“释法”弄得“集体犯迷糊”的中国社会长出一口气。从公众舆论看，无非担心的是本来天衣无缝的法网——根据国家标准，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八十毫克驾驶机动车即属于醉酒驾驶——现在却因情节是否“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有可能出现“密而有漏”的大大破绽。
　　今天的判例告诉我们：在“醉驾入法”后不幸抢占了No. 1位置的内蒙司机李俊杰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直接的社会后果，但现在已被判“拘役2个月，罚金1000元”。平心而论，这与公众对刑法新条款“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的理解，应该是一致的。

   通过这个判例，公众都知道了，原来在法院审判时，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原则，是这样适用的。至于高晓松的案情，撞车伤人，显然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所以判得更重些，“拘役六个月，罚款4000元”。高晓松案的意义在于，“名人犯法，与民同罪。”
　　现在唯一需要向公众证明的就是：当大权在握的“领导”醉驾时，会不会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脱罪。虽然有专家解释，领导有专车专职司机，所以不会出现“醉驾”。但这个说法恐怕难以服众，当今比较前卫的“领导”，在“不方便”之时“亲自”一下还是有可能的。不过，现在看来，众目睽睽之下做手脚也很难，希望不要有“领导”以身试法。
　　不过，判例出来之后，对“不认为是犯罪”的“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节”，还是有些许疑惑。有专家解释说：“情节也可以理解为喝完酒是在人多的地方驾驶还是荒郊僻野驾驶”。如此看来，在“荒郊僻野”，当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在“人多的地方”则要被“认为是犯罪”。

    问题的关键是，交警为什么要去“荒郊僻野”执法醉驾？当然也不能指望有人喝多了酒，开车到“荒郊僻野”转了一圈然后向警方自首。所以，按常理推论，被查出的醉驾者应该都是在“人多的地方”，如李俊杰案。
　　其实，在《刑法》中，很多条款都是“预防性”的，譬如“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不管是否有“后果”，都是要以刑罚论处的。如果考虑“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可能就无法执行了。当一个人喝醉了酒驾驶汽车时，这时的汽车就成了与“枪支、弹药”一般的“潜在凶器”——“让子弹飞”和“让醉驾飞”，其实是一个性质，所以才有“危险驾驶罪”。
　　有人以《刑法》的“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来作解释。当然，“分则”应受“总则”约束，但如何理解这种约束则是最关键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个法律原则其实已经在各“分则”中有具体的表述。譬如对于“飙车入刑”，具体表述就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必须看到，诸如此类都是要考虑“情节”来定罪论罚的，《刑法》都会作出相应的规定。翻开一部《刑法》，可以说比比皆是，体现的就是总则中规定的“情节”。这同时也说明，凡没有规定的，应该属于不考虑“情节”的。不然，《刑法》何必费这么多的笔墨，统统在立法后再作“释法”便是。
　　总而言之，“醉驾入刑”，实际上是在好酒的司机头上悬起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醉驾”形成威慑，在“事故”没有发生之前就制止它。如果再加上“情节”的前提，就有可能使这把威慑之剑变成“刻舟而求”的那把剑了——好在现在有北京的两个判例，郑重宣布了大多数人实际上对“释法”的领导意图没有正确领会。